工作队那两个人，一个姓周，三十出头，县上来的，戴副圆框眼镜，说话不紧不慢；
另一个姓吴，四十来岁，区上的，脸黑，话少，坐在旁边翻档案，偶尔抬头看一眼张老三。
周同志把铅笔搁在桌上，先问了些平常话——家里几口人、几亩地、哪年回的村、回来之后干啥。
张老三一一答了，跟之前跟村长说的对得上：那年秋上回来，二亩地，一头驴，帮人写信念告示，没干过别的。
“在西安扛活——哪一年去的？”周同志问。
“1930年去的，38年回来的。”
“八年，都在赵记粮铺？”
“都在。”
“赵记粮铺在西安哪条街？”
张老三顿了一下。“城西——西大街那头。”
“西大街哪一段？东头还是西头？门朝南还是朝北？”
张老三的手在膝盖上搓了搓。
“西头。门朝北。不大个铺子，两间门面。”
周同志在本子上记了几个字，又问：
“掌柜的叫啥？”
“赵——赵掌柜。”
“全名。”
“赵——赵福堂。”
周同志抬起头看了他一眼，没说话，从档案袋里抽出一张纸，翻到中间某页，看了两遍。
“张德贵，西安西大街有个赵记粮铺，掌柜的叫赵福堂——你确定？”
“确定。”
“赵福堂1934年就把铺子盘出去了，1936年人死在西安，是病死的。这事儿你知道吗？”
张老三的脸刷地白了。
“我——我记岔了。后来换了个东家，姓李。对，姓李。”
周同志把那张纸放回档案袋，语气没变：
“张德贵，我再问你一遍——1930年到1938年，你在西安干什么？”
“扛活。”
“给谁扛活？”
“赵记粮铺——后来是李记粮铺。”
“粮铺里扛什么活？”
“扛粮包、卸车、打扫铺面。”
“一个月挣多少钱？”
“两块大洋。”
“两块大洋？当年西安粮铺扛活的行情，一个月一块半。
你拿两块，掌柜的为啥多给你半块？”
张老三额头上冒了汗。
“我——我干活勤快，掌柜的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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