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也是。全边区正经学过医的不到五十个人，加上接生员、卫生员这些半脱产的，总共不到三百人。
去年边区搞过一次痢疾流行，好几个村子死了人，就是因为没有懂行的人指导用水卫生。
汉斯同志报告里说乡卫生所两个医生管三个乡——这是好的。
有的乡连一个半脱产的卫生员都没有。”
林主席听完，把贝克尔报告翻到最后一页的建议部分。
“汉斯同志提了几条：
抽师范毕业生补充教员，搞小先生制，每乡配两个农技员，每个行政村配接生员，编农村卫生常识，组织群众文娱小组。
这几条都实在，花钱不多，能落地。问题是——钱从哪儿来？”
财政厅长老艾把预算草案推到桌子中间：
“边区全年财政收入，主要靠公粮和盐税。
公粮一年征两次，盐池那边产盐量有限，运出去卖还要走几百里路。
去年全年财政支出的大头是军费和行政费，教育经费只占不到百分之七。
要按汉斯同志的建议铺开，教员要加、农技员要加、卫生员要加、教材要印、石板要打、路要修——我粗略算了一下，光是教育和卫生两项，缺口就在这个数。”
他伸出五个手指头。
“五百万？”
老周问。
“五百五十万。这还不算修路的钱。”
屋里沉默了一阵。五百五十万，搁在延安城里能买几万袋面粉，搁在财政厅的账本上，就是把全年结余掏空了也不够。
林主席抽了口旱烟，把烟袋锅在桌沿上磕了磕。
“钱不够，事还得办。汉斯同志在报告里写了——贺家湾试了合作社记工分、公粮调剂、按劳分等，没花几个钱，出工多了三成。
这就是个办法——少花钱，多办事。我们把汉斯同志的建议拆开，先挑花钱少的办。”
他一条一条过：
“小先生制——花钱少，主要靠组织。
教育厅研究一下，出个章程，在全边区推。娃娃教娃娃，一个带一个，教员定期检查。
这个不用花多少钱，关键是组织好。
流动识字班——教员背着黑板走村串户，黑板和教材花点钱，但比每个村配一个教员省多了。这个可以先在几个县试点。”
老周记下来：
“小先生制我回去就起草章程，月底前发下去。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