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边区政府会议室，九月下旬。
这间会议室原是延安城里一家商号的库房，砖墙上还留着当年堆货磨出的印子。
长方桌上铺着边区自己织的粗毛毯，毯子边角磨出了线头。桌上摆着搪瓷缸和旱烟袋，缸子里泡的是枣叶茶，烟袋锅里填的是本地烟叶子。
墙上挂着一幅陕甘宁边区全图，比例尺不大，但山川河流、各县边界标得清楚。
边区政府的几位主要干部围桌而坐。
主席姓林，五十出头，陕北本地人，早年参加革命，一直在西北工作。
他面前摊着贝克尔那份报告，旁边还摞着几份材料：教育厅的扫盲进度统计、建设厅的道路水利简报、卫生处的疫病防治情况、财政厅的经费预算草案。
“汉斯同志这份报告，大家都看了。”
林主席开口，声音不高，带着陕北口音，
“写得实在。贺家湾一个点，把问题都摆出来了。
教员不够、教材不够、山沟小村顾不上、农技员跑不过来、卫生条件差、文化活动少——这些不是贺家湾一个村的事，是全边区的事。”
说着，他拿起另一份材料，是教育厅的统计：
“全边区学龄儿童大约二十万，现在能上识字班的不到三成。
教员总数不到两千人，其中还有一半是半脱产的，本身只有初小程度。
平均算下来，一个教员要管一百多个娃娃。这还不算成人扫盲。”
教育厅长老周接话：
“林主席说得对。教员缺口太大了。
绥德师范、延安师范两所学校，去年毕业生加起来不到三百人，分到各县，每个县分不到十个人。
有些县连一个师范毕业生都分不到，识字班只能靠本地识几个字的半脱产教员撑着。
这些同志热情有，但水平不够，教认字还行，教算术就吃力了。”
建设厅长老马把道路简报翻开：
“不光是教育。道路也一样。全边区能走汽车的公路不到三百公里，还集中在延安、绥德、庆阳几个点上。
大部分村子之间只有骡马道，下雨天连骡马道都断。
我们想把识字班铺开，教员得走路去上课吧？
山沟里的村子，教员走一趟要半天，一天只能教一个班。
要是路通了，教员骑个车子半天能跑两三个村，效率就上来了。”
卫生处的老刘插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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