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在水泥地上的那阵寒意，似乎渗进了骨头缝里，再也没暖回来。
袁茂峰不知道自己跪了多久。黑板上的粉笔灰早已落定，在墨绿色的漆面上铺了一层薄薄的、惨白的尸衣。那双布鞋依旧端正地摆在桌上，鞋头对着黑板，像一个虔诚的信徒，在瞻仰它的神祇。而他，袁茂峰，这个“中华美育”的创办者，此刻却像个被抽去脊梁的罪人，在这片由骨粉、木屑和谎言构筑的圣殿里，进行着一场无声的忏悔。
最终让他站起来的，不是勇气，而是生理的本能——膀胱的胀痛和喉咙的干渴。他扶着冰冷的桌腿，艰难地起身，双腿像灌了铅，每一步都踩在棉花上。他没有再看黑板，也没有碰那双布鞋，而是径直走到水槽边，拧开水龙头。
水流汩汩，冰冷刺骨。他捧起水，胡乱洗了把脸，又凑过去，大口吞咽。水没有味道，但滑过食道时，却带着一股金属的腥气。他抬起头，看着镜子里狼狈不堪的自己：脸色是一种死寂的灰白，眼窝深陷，眼球布满了血丝，嘴唇干裂，起了一层白色的皮。最刺眼的是他的双手，手掌和指缝里，依旧残留着粉笔灰的白色，无论怎么冲洗，那层惨白都像长进了皮肤里，洗不掉了。
他关掉水龙头，水滴从脸颊滑落，在水泥地上洇开一小片深色的印记。屋子里很静，只有水管里残余的水滴，发出单调的“嘀嗒、嘀嗒”声，像某种倒计时。他走到窗边，试图推开窗户透气。窗户依旧纹丝不动，但窗框与墙体之间，落下了一小撮灰白色的粉末——和粉笔灰一模一样。他盯着那点粉末，忽然觉得，这间屋子正在“蜕皮”，像一条蛇，正在褪去它陈旧的外壳，露出底下更加苍白、更加冰冷的“新皮”。
接下来的两天，袁茂峰活在一种半梦半醒的麻木里。他不敢再碰粉笔，不敢再看黑板，甚至不敢靠近那张摆着布鞋的桌子。他把行军床挪到了离门最近、离桌子最远的角落，用被子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双惊恐的眼睛，死死盯着那片昏暗的空间。屋外的世界依旧喧嚣，车声、人声、叫卖声，像隔着一层厚厚的毛玻璃，模糊而遥远。而屋内的世界，却像一口加压的棺材，空气越来越粘稠，气压越来越低，每一次呼吸都带着阻力，仿佛空气本身也变成了某种有质量的、灰白色的粉末，正在一点点填满他的肺叶。
第三天，天色阴沉得像是泼了墨。午后，闷雷在头顶滚过，沉闷，厚重，像巨人的脚步声在天际走动。紧接着，豆大的雨点砸了下来，噼里啪啦，敲打着卷帘门，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袁茂峰蜷缩在被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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