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延安城南门外，九月。
贝克尔·汉斯蹲在延河边的一块石头上，手里捏着半块锅盔，边嚼边看河对岸的场面。
延河水比夏天瘦了一半，露出大片卵石滩，河滩上密密麻麻全是人——不是军队，是老百姓。
十几个村的男女老少扛着铁锹和镐头在修河堤，把夏天洪水冲垮的那一段重新垒起来。
夯土的号子声一长一短，从河滩上飘过来，跟延安城里城外到处都有的施工动静混在一起。
贝克尔把锅盔咽下去，掏出笔记本翻了翻。
他来东大已经三年多了，从1937年5月分配到延安，一直在边区做基层政权建设和干部培训。
德国人，柏林中央党校毕业，中文说得磕磕绊绊但能对付日常，陕北话也能听懂七八成。
刚来的时候他二十三岁，现在二十六，脸被陕北的太阳晒得跟本地后生差不多黑，棉袄外面套一件洗得发白的灰布褂子，要不开口说话，走在延安街上没人当他是外国人。
“汉斯同志！”
贝克尔回头。
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从河滩方向跑过来，脚上的布鞋沾满了泥，裤子挽到膝盖。
是贺家湾的村长贺老栓，去年冬天在边区干部训练班听过贝克尔讲合作社组织课。
“老栓同志啊，你们村这段堤今天能完？”
“能完。晌午前把最后一层夯完，下午就能上人检查了。”
贺老栓在石头上坐下来，从腰里抽出旱烟袋，
“汉斯同志，你上回说的那个——合作社记工分的办法，我们试了。
按劳力强弱分等，强劳力一个工十分，弱劳力七分，妇女按半天算四分。
试了两个月，出工的人比之前多了三成。
原先有些婆姨说‘修堤是男人的事’，现在看男人一个工十分、自己一个工四分，也扛着锹来了。”
贝克尔在本子上记了两笔。
“那有没有人觉得分得不公平？”
“有。贺老四，他婆姨身体不好，来不了，他一个人挣工分，家里六口人吃饭，觉得亏。
后来我们开了个会，决定对家里有病人的户从公粮里补一部分，补多少由村民大会定。
贺老四没话说了，出工比谁都积极。”
贝克尔点了点头。
三年前他刚到延安的时候，贺家湾连村长都没有，只有个临时推举的“招呼人”，村里修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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