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都要挨家挨户磕头求人出工。
现在不光有村长，有村民大会，还有记工分、评工效、公粮调剂这一套。
不能说多完善，但架子搭起来了，老百姓知道有事找谁、开会怎么开、工分怎么算。这比什么都重要。
“走吧，上村里看看。”
贝克尔把本子揣起来。
两人沿着河滩往上游走了二里地，拐进一道川。
川道里两边是窑洞，一层一层摞上去，中间一块平地，是村里的会场兼打谷场。
场边立着新钉的黑板，黑板上用粉笔写着字，旁边围了七八个人——有后生，有婆姨，还有两个老汉——正跟着一个年轻女教员念字。
“人口手，大小多。
工人农民，抗日救国。”
念得参差不齐，两个老汉明显跟不上，嘴张了半天没出声。
但那个年轻女教员不着急，一遍一遍带着念，念完了又逐个把字写在黑板上让人认。
一个老汉认出了“农”字，高兴得拍大腿：“这个字我认得！就是‘农民’的‘农’！”
贝克尔站在场边看了一会儿。
这场景他太熟了——三年前他刚来的时候，整个边区文盲率超过九成，找个能写自己名字的人都费劲。
现在不敢说扫了多少，但每个村至少有个识字班，每个乡至少有两个脱产半脱产的教员，能读能写能算工分的人越来越多了。
贺老栓在旁边说：
“这个女教员是绥德师范去年毕业的，分到我们乡上，管三个村的识字班。
她上午在贺家湾，下午去李家沟，晚上有时候还到川口那边去给几个放羊的老汉单独上课。
放羊的老汉白天赶羊上山，学不了，她就晚上去。”
贝克尔在笔记本上又记了一笔：
绥德师范——去年毕业——分配三个村。
他记得三年前边区只有一所师范，学生不到百人，教材是油印的，纸都不够。
现在听说鲁艺、抗大、陕公都扩大了，师范也多了，各县都开始自己办短训班，培养本地的初小教员。
进了村，贺老栓领他去看几户人家。第一家姓张，叫张有福，四十来岁，前年从榆林那边逃荒过来的。
窑洞是新打的，不大，但收拾得干净。炕上铺着席子，灶上坐着一口锅，锅里煮的是小米粥掺洋芋块，稠乎乎的。
炕角摞着两床补丁摞补丁但洗得干净的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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