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一九四零年五月下旬。
美国的报纸评论传到社会主义阵营之后，各国文化界顿时炸开了锅。
莫斯科的作家协会开了三次座谈会，发言记录整理出来印了八十多页。
巴黎的《人道报》编辑部收到了一百多封读者来信，大部分是工人和教师写的，信里说的话差不多——“美国人有脸说我们？他们自己国内还有几百万人在排队领救济粮。”
东京的日共文化部组织了一次公开演讲会，一个老作家站在台上讲了四十分钟，讲完之后把讲稿摔在讲台上，说了一句“美国那套东西，就是忽悠人的。”
这股风潮自然而然的也传到了柏林。
德国作家协会的主席——一个叫埃里希·贝伦特的作家，五十二岁，战前是柏林《前进报》的编辑，革命后一直在做文化工作。
他在柏林《人民观察家报》上发表了一篇长文，题目叫《两种世界，两种日子》。
文章发表之后，被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报纸转载了二十多次。文章全文如下：
“美国的朋友们最近很忙。
他们一边在报纸上写社论，一边在广播里发表讲话，说我们德国共产党的退休交接制度是‘权力斗争的新形式’，说我们的青年干部培养计划是‘突击提拔’，说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换汤不换药’。
他们说得很多。但他们说得最多的，是‘民主’两个字。”
“他们说，西方民主国家的人民有选票，有言论自由，有反对党。
他们说，我们的制度没有这些东西。
他们说，我们的干部是‘少数人商量好了之后从上往下压下来的命令’。
他们说的对不对？对了一半。
我们的干部确实不是靠全民投票选出来的。但问题在于——选票能当饭吃吗？
反对党能治感冒吗？言论自由能让孩子上学吗？”
“我请美国的朋友们回答几个问题。第一，你们说你们的制度是‘民主’的，那请问——一九三三年你们有多少家银行倒闭了？有多少家工厂关门了？有多少人失业了？
你们的选票在哪一天把那些失业的人重新送回了工厂？
第二，你们说你们的制度是‘自由’的，那请问——你们南方的黑人兄弟，在你们的‘自由’制度下过了多少年摘棉花不给钱的日子？
你们的‘自由’是不是只对白皮肤的人管用？
第三，你们说你们的制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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