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柏林，一九四零年三月。
德共中央人民委员会大楼。
电话是韦格纳亲自打来的。
那个老干部姓布劳恩，五十八岁，原鲁尔区工业委员会副主任，革命时期在鲁尔区跟着台尔曼打过游击，后来转到地方，在工业口干了二十多年。
他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家里看报纸。
韦格纳的声音从话筒里传出来，跟平时一样平，一样稳——“布劳恩同志，最近怎么样？有空的话，明天下午来我办公室坐坐。我们来聊聊嘛。”
布劳恩握着话筒，手指头在话筒柄上捏紧了一下。
他说“好，明天下午我去”。挂了电话之后，他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把报纸搁在膝盖上，看着窗外。他老婆从厨房里探出头来问他谁打的电话。
他说“韦格纳主席”。
他老婆说“找你干什么”。
他说“不知道”。
第二天下午，布劳恩准时到了人民委员会大楼。
他穿了一件干净的深灰色外套，胡子刮得干干净净。他上楼的时候只是觉得自己的腿有一点点沉，走到韦格纳办公室门口站了一下，整了整衣领，然后敲了门。
里面传来韦格纳的一声“进来”。
他推开门，看到韦格纳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摊着几份文件，一副眼镜搁在文件旁边。
韦格纳抬起头来，看到是布劳恩进来，笑了一下，站起来，绕过桌子，伸出手。
布劳恩握住了。
韦格纳的手很暖，掌心有一些老茧，但握得很有力。
他说：“坐。茶还是咖啡？”
布劳恩说：“茶。”
韦格纳对门口的秘书诺伊曼说了一句“两杯茶”，然后回到桌子后面坐下来。
布劳恩坐在桌子对面的椅子上，把手搁在膝盖上，似乎是直接回到了当年在三零高地听韦格纳讲课的时候那样。
韦格纳把桌上的文件收拢了一下，推到桌角，然后靠在椅背上，看着布劳恩。
他说：
“布劳恩同志啊，你在鲁尔区干了多少年了？”
布劳恩有些局促的回答说：
“从一九二三年算起，二十七年了。
起义之前还在厂里干了几年钳工。”
韦格纳点了点头：
“二十七年。不短。你今年五十八了，按退休制度，明年就该退了吧？你考虑过退休之后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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