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柏林，一九四零年二月下旬。
一个周末的下午。
房子在柏林西郊的一片老居民区里，外表跟周围的普通民居没有区别——灰墙，矮屋顶，门口搁着两个垃圾桶。
但进到里面，穿过走廊，推开后院那扇不起眼的铁皮门，底下有一间地下室。
地下室不大，四面墙刷了白灰，地上铺了旧地毯，中间摆着一张圆桌，桌上搁着茶壶、茶杯和一碟饼干。
天花板上吊着一盏旧吊灯，灯罩是绿色的，光线被压得很低。
房间里坐着四个人，年纪都在五十到六十之间。他们没有互相称呼名字，说话的时候用的是“你”“我”或者“这位同志”。
他们进来的时候走的路线不一样，进来的时间也不一样，前后差了半个多小时。
他们都知道规矩。
这种场合，名字是不带的。
最先开口的是坐在靠墙那个，声音闷闷的，像是嗓子眼里有痰。他说：
“我干了三十多年，从打三百零四高地那会儿就在队伍里。
现在说让我退，我就得退。
退了之后干什么？种花？我不会种花。钓鱼？我坐不住。我就想干点事。
可组织上说，你年纪大了，该让位了。让位就让位，我让。
但让了之后呢？我连个说话的地方都没有。”
第二个接话的，坐在他对面，手里攥着茶杯，没喝。他说：
“你那还算是好的。你退下来之后，组织上至少还给你安排了个顾问。
我呢？退下来之后，连顾问都没给我安排。
说是‘发挥余热’，可你倒是给我个地方发挥啊。
我现在想着退休之后每天在家里看电视，看报纸。
报纸上写的那些东西，我看了心里堵。
可堵了也没地方说。跟老婆说，老婆说你少管闲事。跟孩子说，孩子说你那套过时了。
我这辈子就干了革命这一件事，现在说我这套过时了。那我这辈子算什么？”
第三个坐在桌子角上，年纪最大，头发全白了，说话的时候手有点抖。他说：
“你们两个说的都是小事。我跟你们说个大的。
你们看那个青年干部储备计划，第一批次，第二批次的，一批一批往上提。
提的都是什么人？三十岁出头的，党龄八九年的，在基层干了三五年的。
这种人，以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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