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八月三日，柏林，人民委员会大楼三层的经济政策会议室里，一扇朝南的窗户敞开着。
八月的风从施普雷河的方向吹过来，把窗帘的边缘微微掀起。长条桌的桌面铺着几份不同时期的文件，纸张的厚度和颜色各不相同，从一九一九年那些边缘已经发黄卷曲的旧册页，到一九三七年刚印好的、纸面依然挺括的新文本，像一层一层叠起来的时间剖面。
韦格纳坐在长桌靠近窗户的一端。
他今天没有穿外套，只穿着一件浅灰色的衬衫，袖子卷到了前臂的中段，露出小臂，他面前摊开着一份标题为《国民收入分配与基础薪资调整纲要（一九三七年修订版）》的文件，封面上盖着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圆形印章。
他正在翻看附录中的历年数据对比表，速度不快，偶尔停下来用铅笔在某个数字旁边做一个标记。
坐在他对面的是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弗里茨·施图德，一个头发灰白、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的经济专家，今年五十九岁，从一九一九年起就参与薪资政策的制定和推行，德国每一轮收入分配调整的文件草稿上几乎都有他的签名。
"第三轮调整完成之后，"
施图德说，
"一九三六年全国产业工人的平均实际收入已经超过了一九二八年的峰值，高出大约百分之十二。
农民的收入增幅更大一些，因为土地改革之后成本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如果我们把这十二年的数据连起来看，人均实际收入的年增长率平均在百分之四到百分之五之间，这个速度在我们的预估范围内，而且没有出现过大的波动。"
韦格纳翻到文件中那张年际对比曲线图，目光沿着那条缓慢上升的折线走了一遍。
线条的斜率在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五年之间最陡，之后逐渐趋缓，但始终没有出现过下降或者停滞的段落。
"一九二三年那一次，"
他说，
"当时同志们开会是怎么确定的幅度？"
施图德摘下眼镜擦了擦，重新戴上。
"那时候的调整幅度比较大，主要是因为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二年之间，基础水平定得太低。
当时我们刚刚接手国家经济，大部分工业基础设施还在恢复期，许多工厂只有三分之一的车间在运转。
一九二二年底的初步调查显示，即使在主要工业城市，一个四口之家的工人家庭，月收入中有将近六成花在食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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