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比例意味着没有余力去支付教育、医疗和适当的休闲——连基本的文化消费都谈不上。"
"所以我们在一九二三年初启动了一轮较大幅度的调整。"
施图德继续说，
"基础工资提高百分之三十五，同时规定各工厂食堂提供补贴性的平价工作餐，把食物支出的比例降下来。
那一年增加的财政支出中，有将近七成是通过对高收入群体征收累进所得税来对冲的。
效果比预想的好——一年之后，工人的实际购买力上升，市场需求开始拉动第二产业扩张，产生了正循环。"
施图德从文件堆里抽出一份一九二四年的旧文件，翻到其中一页，上面印着一张简洁的表格，列出了各主要行业的薪资区间和对应的消费指数。
他把这份旧文件跟面前新修订的版本并排放在桌面上。
"从一九二四年开始，调整的频率从每年改为每两年一次。
我们的理由是：
在快速恢复的阶段过后，薪资调整的节奏需要从'追赶'转向'校准'。
当时的政策文件里写得很清楚，我们追求的不仅是让工人吃饱，更是让他们从'为生计而劳动'过渡到'为生活而劳动'的状态。"
韦格纳把那份旧文件拿起来看了几秒，然后放回桌面上。
他的目光从那些泛黄的纸页上移开，落在窗外那片被阳光照亮的街道上。
有人正沿着人行道推着一辆装满了新鲜蔬菜的手推车走过，推车的人和一个正在挑选青菜的妇女在说着什么，两个人都面带笑意，交谈的间隙里能听到偶尔的笑声。
"那现在呢，"
韦格纳说，目光从窗外收回来，
"现在我们在往哪个方向走？"
施图德把手里的茶杯放在桌上，拿起那本年度的修订稿翻到了最后几页。
他用手指在某一行的下方划了一道：
"目前这个阶段的重点是缩小行业间的差距。重工业和服务业之间的薪资差异在过去几年中逐步缩小，但整体波动不太均匀，各地区的增长节奏也不尽一致。
下一步调整中，我们已经把缩小这些差距和稳定增长的方针结合起来，作为一个统筹目标去对待。
同时，我们在逐步扩大国民可支配收入中非食品支出的比例——让一个普通工人的家庭有能力每年至少有一定的存款、增加购买力，或者能负担得起私人去度假的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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