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离。
几个领头的被下放到基层锻炼了两年，之后就消停多了。但韦格纳知道，他们不是被说服了，是被压服了。
他们的嘴闭上了，但他们的心没有变。他们的心还在那个不属于人民的世界里，在那个他们以为可以靠几篇论文、几本书、几个概念就能左右国家命运的世界里。
“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那个能用自己知识分子的身份来把控政府的层面。”
韦格纳站起身，走进客厅，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
是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旧书，封面已经有些松了，书脊上的金字磨得看不清楚。他随手翻开一页，目光落在一段话上。
“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
韦格纳想起了一种思想：
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结合。知识分子如果不与工农结合，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就会变成统治阶级的附庸，就会变成革命的阻碍。
想着想着，韦格纳走回卧室，脱下大衣，挂在床边的衣架上，躺下来，闭上眼睛。
他的脑子里还在转——那些人在写文章，那些人在串联，那些人在试探。
他们以为他不知道，但韦格纳早已心知肚明。就像他知道威廉二世每天早晨站在窗前朝着波茨坦的方向看一样，他也知道那些人在深夜的客厅里、在大学的办公室里、在杂志的编辑部里，正在密谋什么。
“让他们跳。跳得越高，摔得越重。”
但这不是他的最终判断。韦格纳知道，靠压制是压不住的。
知识分子的问题，根子不在他们的嘴上，在他们与工农的关系上。
如果他们与工农没有建立真正的、有机的、血肉的联系，他们永远不会真心认同这个国家，永远不会真心认同这个政权。
这是时代的限制，是历史的惯性，是一个阶级从旧社会带进新社会的胎记。
要解决这个问题，不是靠一次下乡政策，不是靠几次批判会，不是靠几封公开信。要靠什么？要靠时间。要靠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在工农中生根发芽，要靠教育体系的根本改造，要靠社会风气的彻底转变。
这需要几十年，甚至是更长的时间。
韦格纳翻了个身，面朝墙壁。墙上贴着一张世界地图，地图上，欧洲被红色覆盖了大半，英国只剩下一小块还在顽强地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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