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一九三五年十月八日，上午九时。
韦格纳面前的办公桌上摊着三份报纸。
这是三份小报——一份是文学月刊，一份是大学内部的学术通讯，一份是某个郊区文化沙龙的油印同人志。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在这两三天里，不约而同地出现了关于威廉二世处理问题的文章。
不是新闻，不是评论，是“建议”。
第一篇文章的标题是《历史的审判应当由谁来书写？》，作者署名没有单位，没有地址。
文章写得文绉绉的，引用了席勒、歌德、康德，绕了一大圈之后落到一个核心观点上：
“对威廉二世的审判，不仅是对一个人的审判，更是对一段历史的审判。
因此，审判的意义、程序、以及向公众阐释的方式，不能仅仅由行政机关决定，而应当吸收历史学家、法学家、哲学家的意见。”
韦格纳在这段话下面用红铅笔画了一道横线。
第二篇文章更直接。标题是《不要让复仇掩盖了公正》，作者是一个大学讲师，真名实姓，单位写得清清楚楚——柏林大学法学院，刑法学教研室。文章的核心观点是：
“威廉二世年事已高，身体状况不佳。即使对其定罪，也应考虑其年龄和健康状况，适当从轻处理。
一个文明的国度，不应当对一个老人施加过于严苛的惩罚。”文章没有提“软禁”这个词，但通篇都在暗示。
韦格纳把整篇文章从头到尾读了两遍，然后把报纸合上，放在桌角。
第三篇文章最简短，但最危险。标题只有四个字：
《人民的声音》。内容是一个读者来信的合集——但韦格纳很轻易地就看出来这就是编者假借“读者”的名义写的。
每一封信都很短，有的在呼吁“公正审判”，有的在呼吁“宽大处理”，有的在呼吁“让历史学家参与决策”。
韦格纳把这份油印小报翻到最后一页，看了一眼印数——三百份。
三百份不算多，但它的读者是柏林大学的学生和年轻教师。
这些人，是未来德国的教师、编辑、记者、官员。
如果他们的思想被这种东西浸染，十年后、二十年后，德国的宣传和文化阵地就会变成另一个样子。
他把三份报纸叠在一起，放在桌角，从抽屉里拿出一张新的信笺，拿起钢笔，写下了几行字。
“一、由《红旗报》和《柏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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