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雾在打字机上方慢慢散开。
他想起一些事情——一件很简单的事情，简单到不值一提，却一直刻在他脑子里。
那是在马德里解放后的第三天，他走在格兰大道上。
一个西班牙老太太从窗户里探出头来，问楼下走过的国际纵队士兵：“你们是谁的军队啊？”
那个士兵仰起头，笑着看向老太太，用蹩脚的西班牙语回答：“我们是您的军队。”
老太太哭了。
士兵站在原地，手足无措，不知道该继续走还是该上楼安慰她。
他站在那里很久，直到老太太擦干眼泪，朝他挥了挥手：“谢谢你们。”
海明威把这段记忆压进脑海里。
打字机旁的烟灰缸满了。
海明威没有去倒，他重新把稿纸卷进打字机，在最后一段的下面，敲下了这样一行字：
“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而鸣——为你，为每一个活在这世界上的人。”
稿纸从打字机上抽出来，海明威靠在椅背上，望着窗外渐渐亮起来的天际线。
大西洋尽头，太阳正在升起。
现在，他让罗伯特·乔丹在炸桥之前对那个德国同志说出了这样一段话——不是原话，是意思相近的话，用他能表达的、他认为正确的方式说出来。
“你知道吗，”
德国同志听完乔丹的话后说，
“韦格纳同志说过一句话。
他说，资本主义最大的罪恶不是剥削，是它让普通人觉得自己的苦难是理所当然的。
工人觉得自己天生就该穷，农民觉得自己天生就该被剥削，难民觉得自己天生就该被抛弃。
我们革命，就是要打破这种理所当然。”
“怎么打破？”
“告诉他们不是这样的。
然后证明给他们看。”
海明威把这段话也敲进了稿纸里。
他想起自己在美国的作家朋友们——多斯·帕索斯、福克纳、菲茨杰拉德。
他们也在写，写美国，写人性，写迷惘的一代。
但他们不写西班牙，不写那些从世界各地赶来、为一个不属于他们自己的国家献出生命的人。
为什么不写？海明威不知道。
也许他们觉得那是别人的事，也许他们觉得文学不该掺和政治，也许他们觉得那些戴着红星臂章的志愿兵只是狂热的傻瓜——不值得写进小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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