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三色星。
乔丹问那个德国人：“你为什么要来？”
德国人抽着烟，看着远方的山脊。
“我十七岁的时候，韦格纳同志在柏林宣布德意志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
我的父亲——一个鲁尔的矿工——在那天晚上喝醉了，抱着我哭了。
我以前不明白他为什么哭。后来我明白了。他在战争里失去了三个兄弟，两个在凡尔登，一个在索姆河。他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没有希望了。”
“韦格纳同志给了我们希望，是真正能攥在手心里的希望。
现在我们来了。
西班牙的工人同志需要帮助，我们就来了。
就这么简单。”
海明威把这些话一个字一个字地敲进稿纸里。
他想起自己在西班牙前线见过的那些德国人，他们也是蹲在战壕里跟西班牙士兵分同一根烟、同一块面包的普通人。
他们的军服上绣着红旗，钢盔上画着红星，说话时带着鲁尔、萨克森、巴伐利亚的口音，跟西班牙人比划着手势也能聊上半天。
海明威喝了一口威士忌，继续写。
他写到乔丹和那支游击队一起在山洞里等待进攻的命令。
那是大反攻的前夜。
电报机在角落里嘀嗒作响，一个年轻的西班牙通讯员戴着耳机，手指在键上跳动着。他翻译出从马德里发来的密电。
“黎明。全线出击。”
海明威的手指停了一下。
他想起自己在马德里听到的那个消息。
德国同志带领的国际纵队全面反攻，共和国军队正面压上——两条战线同时发动。
不到四十八小时，反动军队在布尔戈斯的指挥部就被攻克了。
一切都结束了。
他继续往下写。
乔丹在黎明前的黑暗里检查炸药。导火索、雷管、引爆器——这些东西摸上去冰凉。
他把爆破装置塞进背包，拉上拉链。
外面天亮了吗？他不知道。
隧道里永远是黑的。但从洞口透进来的那一点点光，已经不像昨夜那么深了。
他听见远处传来炮声，整个地平线都在颤抖。
那是德国同志带来的重炮，一百五十毫米、两百一十毫米，一发就能把碉堡连同里面的机枪手一起掀上天。
海明威把这段写完，划火柴点燃一支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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