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日子里，弗朗索瓦陪同斯诺走过了更多巴黎的街道。
他们走过曾繁华无比的里沃利街。
那些巨大的百货商店，如今橱窗空空如也，巨大的招牌被取下，或被简陋的红布横幅覆盖。
上方悬挂的新牌子上用朴实的字体写着“第三区工会联合委员会”和“计划供应中心第12分配点”。
门口不再有衣着光鲜的顾客和殷勤的门童，取而代之的是排着长队、手持配给券的市民，以及进出搬运物资、步履匆匆的工人民兵。
斯诺看到，商店内部富丽堂皇的大理石装饰和旋转楼梯依旧，但曾经陈列奢侈品的柜台现在堆放着成袋的面粉、豆类或一摞摞灰色工装。
在银行区，那些银行大楼厚重的铜门紧闭，窗口钉上了木板。
大理石外墙上，过去镌刻的银行家名字或家族徽章被凿去一些建筑门口有持枪的工人卫队把守，挂着“财政人民委员部临时清算处”或“敌产接收与管理委员会”的牌子。
弗朗索瓦告诉斯诺，里面正在进行极其复杂和混乱的账目清理、资产冻结和债务处理工作。
“很多银行家和大资本家逃往了波尔多或国外，留下了烂摊子，但也留下了来不及转移的黄金、证券和账本。
我们要理清这些，弄清楚哪些是剥削所得应该没收，哪些可能涉及普通储户的权益需要审慎处理。”
他们还远远望见了杜伊勒里宫。
如今屋顶飘扬着红旗，入口处沙袋工事尚未完全拆除，身着深色军装、装备精良的士兵肃立警戒。
这里现在是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临时革命委员会安全部门的驻地，闲人免近。
“权力确实转移了，”弗朗索瓦语气复杂，
“从那些装饰华丽的议会大厅和沙龙，转移到了这些还带着战场硝烟味的宫殿房间和军营式的办公室。
但愿这权力能真正用于服务创造它的人民，而不是孕育新的官僚城堡。”
卢浮宫的经历则让斯诺心情更为微妙。博物馆基本完好，免费向公众开放。
入口处巨大的新标语牌上写着：“劳动人民艺术遗产的回归——一切人类文化瑰宝属于它的创造者和继承者：全世界劳动者。”
参观者众多，多是工人、士兵和他们的家属，许多人显然是第一次走进这里。
他们在《蒙娜丽莎》或《自由引导人民》前驻足，低声议论，眼神中充满好奇，或许还有一丝陌生的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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