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在被重新定义和阐释，”斯诺想，“它正被努力编织进新的叙事，服务于劳动人民。”
在昔日的富豪聚居区，变化更为直观。许多豪宅大门紧闭，花园荒芜，窗玻璃破碎。
一些则被征用，门口挂着“第8区工人子弟托儿所”、“社区卫生站”或“革命干部学校（第三分院）”的牌子。
斯诺和弗朗索瓦曾获准进入一所被改为临时诊所的前贵族府邸。
屋内摆放着简易的病床，精美的壁炉前堆放着医疗物资，曾经挂满祖先肖像的走廊墙上，现在贴着人体解剖图和卫生宣传画。
一位忙碌的护士对斯诺说：
“这里阳光好，房间大，比过去的贫民诊所强多了。就是打扫起来真费劲。”
护士语气里有一种朴实的实用主义。
一天下午，斯诺他们路过一个街心广场，恰逢一场公开的“革命法庭”宣判大会。
临时搭建的木台周围挤满了情绪激昂的群众。
台上，几名由工人、士兵和党代表组成宣判委员会正在宣读对一批
“反革命破坏分子、投机奸商和旧政权残酷警察头目”的判决。
他们的罪状包括囤积居奇导致粮价飞涨、在工厂破坏生产、以及革命期间镇压示威者。
审判过程很快，最终，多数人被判长期强制劳动改造，但有三人被判处死刑，
“立即执行，以儆效尤”。
宣判结束后，那三名面如死灰的被判死刑者被押往广场另一端一处废弃的围墙边。
人群跟着移动，发出愤怒的呼喊。
不久，枪声响起，干脆利落。
人群先是一静，随后爆发出更响亮的、夹杂着解脱与复仇快感的呼声。
斯诺用手里的相机记录下这一幕：
阳光下飞扬的尘土，墙上瞬间增添的深色污迹，行刑队转身离开时平静的脸，以及人群中一个哭泣的老妇人——她举着一个褪色的相框，里面是一个年轻人的照片，嘶哑地喊着：
“为了我儿子！为了我儿子！”
弗朗索瓦低声对斯诺说，为了帮助建立更规范的审查和司法程序，一批来自德国的同志已经抵达巴黎。
几天后，斯诺真的见到了这样的“德国同志”。
在参观一个由德国援助物资和技术人员协助建立的“无线电设备修理厂”时，他遇到了负责协调安保和人员审查的米勒里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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