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是为了再建一个名义上平等、实际上依然等级森严的新世界吗？”
这番话如同重锤，敲在里希特心上。
他的脸色有些发白，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远远超出他之前的估量。
“主席……我，我承认，我对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抓得不力，有官僚主义……”
里希特的声音有些干涩。
韦格纳缓和了一下语气，但态度依然严肃：
“认识到了，就要改。立刻改！你回去，马上召集教育人民委员会党组开会，不是一般的学习会，是整风会！
对照这件事，深刻检查你们委员会，特别是你本人，在指导思想、工作作风上存在的问题。
要发动下面的学校，自查自纠，重点查有没有纵容特殊化、有没有不公平对待学生、有没有教师思想不纯、作风不正的问题。
发现问题，就要处理，该批评的批评，该教育的教育，该调整岗位的调整岗位，不能姑息！”
他回到座位，拿起笔，
“我会让《红旗》和党的其他宣传机构配合你们，要组织文章，批判这种特权苗头和教育领域的官僚主义，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
但主要工作，要靠你们自己扎实去做。我要看到具体的整改方案和行动报告，不要空话套话！”
“是，主席！我一定深刻反省，坚决整改！”里希特站起身，郑重表态。
“去吧。”韦格纳挥了挥手。
里希特离开后，韦格纳沉思片刻，又让诺依曼请施密特过来。
施密特很快到来，依旧是那副冷静缜密的样子。
“主席，您找我？”
“坐，施密特同志。”韦格纳将昨天儿子遇到的事情和自己的分析，以及刚才与里希特的谈话简要告诉了施密特。
“……事情虽小，反映的问题不小。
教育口的官僚主义和特权苗头，光靠他们自己整顿，力度可能还不够，也容易流于形式。你们总政治部、国家监察部，需要介入，形成合力。”
施密特认真听着，点了点头：
“我同意您的判断，主席。
这不仅仅是教育方法问题，本质是某些干部思想蜕化、特权意识滋长，并通过家庭和社会关系渗透到下一代和基层单位的问题。
我们的监察体系，目前对领导干部本人工作八小时内的监督比较有效，但对他们的家风、社交圈，尤其是其影响力在基层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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