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宗赵炅在位期间，南北一统、海内粗安，宋朝的外交格局由太祖朝的稳守求和、安抚四方，转变为主动经略边疆、联夷制辽、怀柔远藩、控驭四夷的积极态势。太宗一朝围绕制衡辽朝、稳定南疆、安抚西域、联络东北、怀柔海外五大外交目标，与高丽、交趾、大理、渤海、定安国、女真、西州回鹘、河西吐蕃、归义军以及日本等诸多周边政权、部族、海外国家建立往来。其对外政策兼具进取与保守：前期试图构建反辽同盟、重塑东亚秩序、恢复汉唐疆域格局；后期受制于北伐惨败、国力耗损、边患四起，逐渐转向守内虚外、不勤远略、置之度外。各条对外战线或和或战、或通或绝，起落转折清晰，完整奠定北宋前期四夷格局与宗藩体系。
一、宋丽关系：宗藩存续、联辽破灭、援绝断交
赵炅即位之后，延续宋太祖以来的中朝宗藩体系，继续维持大宋对高丽的宗主国地位，对高丽国王王伷、王治多次遣使册封、颁赐爵命，巩固两国君臣名分、朝贡秩序。
为扶持高丽文教、强化大宋文化辐射，太宗应高丽朝廷屡次请求，向其颁赐太庙、社稷、文庙全套礼制图样，帮助高丽完善国家礼乐典制、构建王朝正统礼制体系；同时赐赠《大藏经》与儒家九经雕版，允许高丽官方翻印流传，推动汉文化、儒家礼制、佛教经典深度扎根朝鲜半岛。
在人才交流层面，大宋敞开国门、接纳异域学子，高丽儒生金行成、崔罕、王彬等人相继入宋国子监留学，入仕中原、供职宋廷，成为宋丽文化交融、人才互通的重要纽带。
在军事外交层面，太宗将高丽视为东线牵制辽朝的重要盟友。雍熙三年（986年），北宋即将发动第二次大规模北伐，为形成南北夹击、东西合围的战略态势，太宗派遣监察御史韩国华出使高丽，严诏敦促高丽国王王治出兵助宋、夹击契丹。
彼时高丽长期受制于辽、国力孱弱、不敢轻启战端，王治心存观望、迁延推诿、拒不奉诏。韩国华滞留高丽、反复开谕、言辞切责、施压胁迫，王治迫于大宋天威、勉强应允出兵，但始终按兵不动、不与辽军接战，仅作姿态敷衍，并未形成实际助宋战力。
雍熙北伐惨败之后，大宋东线牵制战略落空，宋丽合作基础已然动摇。淳化四年（993年）冬，第一次辽丽战争爆发，辽军大举东征、席卷高丽北疆，高丽举国震动、危在旦夕。次年，高丽国王王治急遣使臣元郁入宋泣血求援，恳请大宋出兵救藩、共抗契丹。
此时宋太宗历经两次北伐惨败、河北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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