锐意推行此次制度革新，意图调整宋代田制格局、缓和社会矛盾。遂正式任命陈靖为京西劝农使，全权负责京西垦田均田事务，划定陈、许、蔡、颍、襄、邓、唐、汝八州为改革试点区域，专门劝民垦荒、核定田亩、分配无主荒地。
同时，太宗特意调配此前兴修水利、勘田有功、务实能干的皇甫选、何亮出任副手，辅佐陈靖推行均田劝农新政，保障改革落地见效。
然而此次触及土地根本格局的制度改革，自推行之初便遭遇巨大朝野阻力。副手皇甫选、何亮率先提出异议，认为均田授田工程浩大、牵扯极广、积弊深重、难以速成，耗费巨量人力财力却成效难料、极易滋生新弊，屡次上疏请求罢停其事。
太宗力排众议、执意推行，未采纳二人罢停建议。
不久之后，三司财政体系再度提出强烈反对意见：大规模收田、授田、劝农、安置流民，需要朝廷持续投入巨额官钱、官牛、粮种、物资，财政耗费极其庞大。且农业收成完全依赖天时，一旦遭遇水旱天灾、颗粒无收，官府投入的巨额官本必将血本无归、造成国库巨额亏空，财政风险极大。
在官员消极执行、财政压力巨大、制度阻力重重的多重困境之下，陈靖均田授田的改革构想最终无力推进、难以落地。太宗迫于现实压力，只得终止新政，宋代第一次田制调整尝试就此废止。
纵观太宗朝三次农业大行动，呈现出清晰的改革递进与得失格局：
何承矩河北屯田因地制宜、技术革新、实绩显著，成功化边荒为良田，实现边防与农业双赢，成为宋初最成功的农政改革；
陈尧叟水利垦荒务实可行、轻徭惠民、修复水利、盘活荒田，快速恢复北方战后农业经济；
陈靖均田劝农立意深远、旨在固本安民、抑制兼并，却因触动深层利益格局、耗费巨大、风险过高、配套不足而中途夭折。
三次改革充分体现宋太宗积极有为、锐意兴农、务实求治的施政风格，也暴露了宋初财政储备有限、官僚体系保守、土地兼并积重难返、深层制度改革难以推进的时代局限，为北宋后世农政、田制、水利政策提供了深刻的历史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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