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路闭塞、下情难达上听的朝政弊病，为畅通民情、广开言路、体察民间疾苦、及时纠正政务过失，于广政十一年（948年）特设匦函，专门收纳天下百姓、官吏的上书陈情、冤屈诉状、时政建言，后续更名为献纳函，制度化打通上下沟通渠道，杜绝蒙蔽视听、政务僵化之弊。
广政十二年（949年），孟昶进一步完善国家选官制度，正式恢复设置吏部三铨、礼部贡举，规范官员选拔、考核、升迁体系，通过科举取士甄选天下贤才，摒弃门阀勋旧世袭陋习，优化官僚队伍结构，持续净化后蜀吏治生态。
孟昶执政前期，始终以休养民生、固本安邦为核心，推行劝农恤刑、轻徭薄赋、崇文兴教的仁政，全方位复苏蜀地经济、繁荣巴蜀文化。
农事为国之根本，孟昶即位之初便专门颁布《劝农诏》，严令天下各州刺史、各县县令，以劝课农桑、安抚百姓为第一要务，督导民众开垦荒地、耕种五谷、植桑养蚕、发展纺织，全力恢复农业生产，鼓励百姓安居乐业，夯实国家民生根基。
刑罚方面，他心怀仁恕、慎用刑狱、体恤人命，严格约束司法官吏，审理案件务求公允，每遇死刑重罪，多有怜悯宽减，杜绝滥杀滥刑、冤狱丛生，一改五代乱世严刑峻法、草菅人命的暴政乱象，蜀地狱讼清明、民心安定。
文教领域，孟昶尤为重视文化传承与教育发展。他大力修缮学宫、兴办州县学校、广招学子、普及教化，同时组织文人学士勘定整理儒家典籍，镌刻蜀石经，系统保存儒家经典文献，弥补五代战乱造成的文化断层，让饱经战乱的巴蜀之地文风大振、儒风兴盛。
得益于孟昶十余年的勤政善治、休养生息、清明吏治，加之蜀地本身土地肥沃、物产丰饶、水利发达、得天独厚，后蜀迅速迎来五代乱世中罕见的太平盛世。史载彼时蜀中久安、四海无事、百姓富庶、物价低廉，斗米仅值三钱，民生富足、安居乐业。
成都都城繁华鼎盛、市井繁荣，城中子弟久居太平，不识田间疾苦、不辨菽麦禾苗；国库充盈、金币堆积、府库丰饶，民间市井弦歌不绝、乐声盈巷，百姓宴饮欢聚、市井繁华，昼夜不绝，一派太平富庶、歌舞升平的盛世景象。在战乱分裂、生灵涂炭的整个五代十国时期，蜀中经济富庶程度、文化繁荣程度、社会安定程度，皆稳居全国首位，成为乱世之中难得的一方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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