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唐王朝的开创者李渊父子，本就是南北朝以来掌控北方政权核心力量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核心成员，凭借关陇集团的军事、政治实力起兵反隋、夺取天下，最终建立大一统的李唐政权。在王朝建立、政权稳固之后，以皇室李氏为核心的关陇世族地主，凭借开国定鼎的从龙之功，在朝堂上占据着绝对的政治主导地位，其实际政治权势、朝堂话语权，远超山东、江南地区的传统世族地主，成为唐初统治阶层的核心力量。
但即便关陇贵族在政治上一家独大，昔日盘踞中原、传承数百年的山东世家大族，以崔、卢、李、郑、王五大姓氏为首，虽历经南北朝战乱、隋末政权更迭，家族势力与政治实力日渐衰微，不复往日巅峰，却依旧在全国范围内保留着极高的社会名望、深厚的门第底蕴，牢牢掌控着社会层面的门阀话语权，形成了“政治权势在关陇，社会名望在山东”的特殊格局。
这种门第名望的落差，最直观地体现在社会婚姻缔结的风气上：唐初朝堂上的诸多公卿宰相等高官显贵，即便已身居高位、手握重权，却依旧执着于抬高自身社会门第，纷纷甘愿陪送巨额嫁妆、聘礼，争相与日渐衰微的山东旧世族联姻；反观与李唐皇室宗室缔结婚姻，这些朝臣反而态度消极，甚至多有推诿。究其根源，便是山东士族数百年积攒的门第声望，远胜于新兴的李唐皇室，在当时的社会观念中，与山东士族联姻，才是真正的“高攀名门”。
这一畸形的社会风气，让唐高祖李渊深感不满，曾直言怒斥：“关东人崔、卢为婚，犹自矜伐”，对山东士族依仗旧门第自视甚高、凌驾于皇室之上的风气极为抵触；唐太宗李世民也与朝中大臣多次谈及关中、山东士族差异，君臣对此颇有异议，深知山东旧士族的社会影响力，已然威胁到皇室的权威与统治秩序。
与此同时，唐初朝堂上还涌现出一大批庶族出身的新兴官僚，他们大多凭借自身才学、战功，在开国征战与贞观治国中崭露头角，跻身统治上层，拥有极高的政治地位、手握实权。但在根深蒂固的旧门阀观念下，这些庶族功臣即便身居要职，也因没有显赫的家世门第、传统士族谱牒认可，时常遭到山东旧世族、传统门阀出身官僚的暗中奚落、轻视，社会地位与政治地位严重不匹配。
由此，一场尖锐的社会阶层矛盾愈发凸显：以李唐宗室、关陇军事贵族为核心，连同庶族出身的功臣官僚共同组成的新兴统治集团，与山东传统旧世族、旧有门阀等级观念之间，形成了难以调和的对立。旧的门阀观念以家世传承、门第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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