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建立后，与东北地区的高丽（即高句丽）进行政治和经济上的来往。高丽荣留王高建武登基后，主动向唐朝示好，自武德二年（619年）起，多次派遣使臣赴唐朝贡，贡献方物，表达了与唐修好的意愿。李渊奉行以"和"为主的外交政策，与高丽确立了宗藩关系，接受其朝贡，回赐丰厚，册封其君主。
唐与高丽曾相互遣返了隋朝与高丽作战（参见词条三征高句丽）时的战俘。隋末三征高丽，俘虏众多，双方皆有人员滞留对方境内，李渊下令遣返，体现了人道关怀，亦改善了双边关系。武德七年（624年），高建武遣使臣入唐请求颁历，表示奉唐朝正朔，次年（625年）请求学习佛教礼法，唐朝皆予满足，派遣使者前往。
面对高丽的请求，李渊采用"以夷制夷"的方法，一面遣刑部尚书沈叔安册封高建武为上柱国、辽东郡公、高句丽国王，承认其在朝鲜半岛的优越地位；并同时册封了百济王扶余璋为带方郡王、百济王（从武德四年开始，百济就遣使朝贡）。同年再封新罗真平王金白净为上柱国，封乐浪郡王、新罗王。他对三国一视同仁，不分厚薄，使三国互相牵制，达到了牵制高丽，稳定边疆的目的，避免了朝鲜半岛出现单一强权威胁唐朝边境。
武德九年（626年），高丽封闭了新罗和百济到唐朝的道路，多次侵犯两国，新罗、百济上报唐朝，请求援助。李渊派员外散骑侍郎朱子奢前去调解，宣谕唐朝和平意愿，三国纷纷上表谢罪。当时唐朝地位不稳，内部矛盾激化（玄武门之变即将爆发），无力插手朝鲜半岛的三国事宜，采取了中立的态度，以调解为主，避免直接介入。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高丽频繁派使臣入唐，接受唐的册封，引进唐朝先进的文化和制度，如衣冠制度、历法、佛教经典等，双方关系十分密切，一直保持着友好往来。李渊的东北外交政策，以和平、怀柔、制衡为特征，为唐代东亚国际秩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直至贞观末年唐太宗征高丽，方发生改变。
综上所述，唐高祖李渊在位期间，在经济、文化、民族、外交等领域均有所建树，其政策务实稳健，注重恢复与发展，为贞观之治的出现创造了必要条件。尽管其在位时间较短（仅九年），且晚年遭遇玄武门之变的悲剧，但其开国奠基之功，不可磨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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