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李从珂罢去冯道的宰相之职，让他出镇同州，授任匡国军节度使。
李从珂成为后唐第四位皇帝也是末代皇帝，李从珂靠变兵拥立即位后，面临非常严重的局势，河东节度使石敬瑭拥兵自重、虎视眈眈，伺机想推翻他的统治，而朝廷内部则人心涣散，互相猜忌，各种矛盾和弊端也积重难返。
李从珂面对时局深感忧虑，很想有所作为，但又觉得没有人能替他分忧。他抱怨宰相卢文纪等从没有提出一点对朝廷军国大事有益的建议。
卢文纪等人因此上疏辩解说：“我们每隔五天进宫问候陛下起居平安，跟文武两班官员列队觐见，时间短暂，虽有例行的对话，但满眼都是侍卫，即使有一点浅见，慑于陛下的威势，也不敢当众提出。请陛下恢复前代皇帝延英殿奏事制度，只允许宰相和负责机要的臣属在旁侍候，只有这样才能畅所欲言。”
李从珂闻奏，很不以为然，觉得卢文纪说得太过分了，就下诏说：“旧制五天进宫一次，文武百官退出后，宰相可以独留，如果是一般的事务，不妨当众奏报。如果事属机密，当天不合适时，那就不管哪一天，都可以先到宫门呈报，我当然会把左右侍从全部遣开，在便殿接待，何必一定要沿用过去的延英殿奏事的名义。”
李从珂的话是对的，卢文纪等人没有真知灼见，也没有什么责任心，的确没有提出什么有价值的建议，倒是一些下级官员的奏信颇有见识。
太常丞史在德，性情疏狂直率，上书对朝廷及地方文武官员一一抨击，对各种不合理的制度都提出了不同的建议。
史在德的这封奏章，对于当时的情况来说，可谓是切中肯綮，但也惹恼了宰相和在位的官员。
卢文纪及补阙刘涛、杨昭俭等，都怒不可遏，一致要求对史在德严厉惩罚。李从珂对翰林学士马胤孙说：“我刚刚登极治理国家，言论应该开放，如果官员中因为提出意见被定罪，以后还有谁再敢说话？你替我起草一份诏书，使大家了解我的意思。”
于是就下诏说：“过去，魏徵请求太宗奖赏皇甫德参；现在，刘涛等人却要我处罚史在德。这两件事没有什么不同，建议却不一样，为什么会这样呢？史在德只是想为国尽忠，怎么可以责罚他呢？”
这样一来，李从珂的威望就逐渐地建立了起来，朝政也就逐渐地被整顿好了。
李从珂打仗勇猛，但治国无能。即位后任用卢文纪等庸才为相，致使国事日益败坏。
这一时期，李从珂与河东节度使石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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