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和付副主任坐在办公室里，对着那份红头文件，一时都没说话。
心里那点滋味，有点复杂。像是自己家一直病恹恹、没人看好的孩子，突然有一天，被省城来的名师看中，说要带走重点培养。
一方面觉得松了口气，沉重的包袱终于有人接了；另一方面，又有点说不出的失落和酸涩，毕竟是自己地盘上的事，好不容易看到点翻身出成绩的苗头，果子还没熟，就要被别人摘走了。
可理智上，他们又清楚，这是眼下最好的结果。
长丰这个烂摊子，哪怕上次刘分管莫名其妙地把主要责任揽了过去，可每次工人讨薪、供应商堵门、银行催债，最后落到实处需要协调解决、头疼不已的，不还是管委会出面？
市里肯下决心接手，至少明面上最大的债权人市农商行不会再隔三差五跑来“沟通”了，维稳压力能轻一大截。
付副主任弹了弹手里的文件：“也好。天塌下来，有个高的顶着。以后长丰是死是活，责任就完全不在咱们这儿了。”
张主任“嗯”了一声，没多评价，只是说：“通知长丰那边吧，让他们准备衔接。另外，告诉孙副厂长，项目前期工作不能停，按计划推进。”
“明白。”
两天后，另一份人事任免文件紧随而至。
李董事长被调离，安排到市里一个清闲的行业协会担任“顾问”。明眼人都知道，这是给个位置，让他平安落地退休。
而孙副厂长，被正式任命为长丰的董事长，在党委书记到任之前，由他暂时主持党委全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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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徽到字节楼下给柳易繁发了条消息。
“我在你们楼下了，方便上来吗？”
柳易繁回得很快：“哪个门？我下来接你。”
“不用接，我直接上去，前台登个记就行。你工位在几楼？”
“37，靠窗那边。你跟前台说找我，她们会让人带上来。”
郑徽提着两杯奶茶进了电梯。
她们本科是同一所学校同一个系，柳易繁晚两届。
因为都是江城人，在上海算正儿八经的老乡。
入学的时候郑徽帮过柳易繁几次，找宿舍、借笔记、介绍社团，都是小事，但异地他乡的，柳易繁都记着。
郑徽从美国回来后，也在上海工作，两个人就又恢复了联系。
这次郑徽约她，说有个项目想聊聊，柳易繁直接就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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