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露出丝毫的不甘或愤怒。因为她知道，这一刻的到来，从她决定发送那份加密邮件时，就已经是注定的。宫青林不会坐视她将证据送上去，停职是最直接、最合法也最有效的钳制手段。这反而印证了，她的动作打到了对方的痛处，对方在动用体制内的力量进行切割和隔离。
她开始收拾办公桌。动作不疾不徐，从容得让旁边两名监督的干部都有些意外。她将案头几份尚未处理完的普通案件卷宗整理好，贴上标签，注明进度。将办公电脑关机，拔掉电源。将笔筒里的笔、订书机、回形针等小物件归拢。
然后，她拿起那本厚重的、几乎每个检察官桌上都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典》。书脊因为常年翻阅已经有些松动。她轻轻抚过封面，然后，以一种极其自然、仿佛只是检查书籍是否完好的动作，用指尖在书脊上端一个不易察觉的微小缝隙处，稍稍用力一按，书脊的硬壳与内页之间出现了一条更明显的缝隙。她迅速将几张折叠成细条的、记录着最关键线索和联系人暗语的便签纸，塞了进去，然后合拢，轻轻拍了拍。
那是她的“火种”，是她作为检察官最后的、也是最隐秘的坚持。
她又从抽屉里拿出自己的水杯、几本私人书籍、一个装有家人照片的相框，放入一个早就准备好的纸箱中。没有多余的私人物品，她的办公室向来简洁得像一个作战指挥部。
收拾停当，她抱起纸箱，最后环顾了一眼这间承载了她多年理想与奋斗的办公室。阳光从窗户斜照进来，照亮空气中浮动的微尘，也照亮了桌面上那份刺眼的停职通知。
“可以了。”她对两名干部说，语气依旧平稳。
她抱着纸箱走出办公室，穿过安静的走廊。沿途有同事投来或诧异、或同情、或疑惑、或躲闪的目光。她目不斜视，步伐稳健。电梯下行，走出检察院庄严的大门。
冬日的寒风扑面而来，吹起了她额前的几缕发丝。她站在台阶下，抬头看了看那座熟悉的、代表着法律与正义的灰色大楼。停职，不是结束，甚至不是挫折。它只是一道界限分明的分割线，将她从“体制内调查者”的身份中剥离出来，让她彻底变成了一个“局外人”、一个“上访者”、一个需要被“注意安全”的潜在目标。
但她手中，已经握住了一丝来自更高处的回音。她藏起的笔记，还保留着最后的线索。而她身后，还有高晋、陈璐、刘晓坤，以及病床上愿意用残破手指按下手印的李国富。
陈冰将纸箱在怀中抱紧，迈步走下台阶，汇入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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