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推门进来的时候，我正在泡第三泡茶。
茉莉香片的第三泡，香气已经淡了，但茶汤更甜。水冲下去，茶叶懒洋洋地翻了个身，又沉下去，像冬天不愿起床的人。
我听见门轴响了一声。
不是昨晚那种“吱呀”，是更轻的、更犹豫的“咔”。像是推门的人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该进来，只推了一条缝，试探了一下，然后才慢慢推开。
我没有抬头，继续倒茶。
茶汤从盖碗流进公道杯，琥珀色的，透亮。公道杯的玻璃壁上凝了一层水汽，模糊了对面博古架的影子。
脚步声进来。很轻，但很稳。不是昨晚那种被雨泡软了的脚步，是干爽的、有目的的、踩在青砖上像敲键盘的节奏。
一步，两步，三步。停下来了。
我抬起头。
门口站着一个女人。三十岁左右，短发，穿着深灰色的风衣，手里拿着一个黑色的包。她的脸很白，不是苍白，是那种常年不在阳光下待着的、实验室的白。眼睛是深棕色的，很亮，像刚擦过的镜头。
她在看我。不是在打量，是在观察。目光从我的脸移到我的手，从我的手移到茶杯，从茶杯移到账簿，从账簿移到东墙的瓷瓶。整个过程不超过三秒，但她已经把屋里所有的东西都扫了一遍。
法医。我在心里说。只有法医才有这种目光——解剖的目光，把人拆成零件，再拼回去。
“喝茶吗？”我问。
她愣了一下。可能没想到我会先开口，而且说的是这么家常的话。
“什么茶？”
“茉莉香片。第三泡了，有点淡，但甜。”
她走过来，在八仙桌旁坐下。不是随便坐的，她选了背对墙、面对门的位子——安全，能看见所有入口。我注意到她的坐姿，腰挺得很直，双手放在桌上，右手在上，左手在下。右手是惯用手，放在上面方便随时动作。
我把公道杯里的茶倒进一只白瓷杯，推到她面前。
“小心烫。”
她端起杯子，没有喝，先闻了闻。然后抿了一口，含在嘴里，停了两秒，咽下去。
“54℃。”她说。
我手里的公道杯顿了一下。
“你怎么知道？”
“我量过。”她从包里拿出一个东西，放在桌上。是一个红外测温仪，巴掌大小，屏幕上还显示着数字：54.0℃。
我看着她，她看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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