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桥儿沟，边区干部训练班，十月下旬。
桥儿沟原来是一座天主教堂，1938年之后改成了干部训练班的校舍。
教堂的大礼拜堂隔成三间教室，彩绘玻璃窗上糊了白纸挡光，讲台是原来神父做弥撒的台子改的，黑板上方还残留着一排褪色的拉丁文。
院子里那棵老槐树底下摆着几排条凳，天好的时候露天上课。
贝克尔每周来这儿上两堂课，一门是“基层组织工作方法”，一门是“合作社组织与记工分”。
学员是各县送来的区乡干部，每期六十人，学三个月，学完了回去接着干。
今天这堂课讲的是“行政村会议怎么开”。贝克尔站在黑板前，手里捏着半截粉笔，黑板上写了四行字：
一、会前准备：议题、通知、材料
二、会中控制：发言、记录、表决
三、会后落实：分工、检查、反馈
四、常见毛病：跑题、一言堂、议而不决
“先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在村里开会，最头疼的是什么？”
底下坐着的六十来个干部互相看了看。一个三十来岁的汉子站起来，延安县柳林区的区长，叫刘振海，嗓门大：
“汉斯同志，最头疼的是叫不来人！通知开村民大会，到会的不到一半，来的还都是老汉和婆姨，青壮年都下地了，说‘开会耽误干活’。
你给他讲道理，他说‘你先把公粮减了再开会’。”
底下哄笑，但笑声里透着无奈，显然不止刘振海一个人碰到这问题。
贝克尔也笑了，把粉笔搁在讲台上。
“刘区长这个‘叫不来人’，我在贺家湾也碰上了。头一回开村民大会，到会的不到三成。
后来我想了个办法——不叫‘开会’，叫‘算账’。贺家湾今年修渠，要出工，要摊钱，要定工分标准。
我把这账一项一项列出来，贴在村口，然后挨家挨户通知：明天下午在打谷场算账，谁家觉得不公道的，来当面算。结果你猜怎么着？
来了八成。”
底下有人点头。
“为什么？”贝克尔问，
“因为‘开会’这两个字，群众听腻了，觉得是干部的事，跟自己没关系。
可‘算账’不一样，算的是他家的工分、他家的公粮、他家的地浇多少水——跟他有关系，他就来了。”
刘振海想了想：
“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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