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五年，弗雷迪二十了。再过十年，弗雷迪二十五了。到时候弗雷迪会在干什么？他不知道。弗雷迪可能当工程师，可能当老师，可能当工人，可能当干部。
弗雷迪可能留在德国，可能去苏联，可能去中国，可能去美洲。弗雷迪可能结婚，可能生孩子，可能带着孩子去海边度假，可能教孩子修收音机。
这些事他都不知道。但他知道一件事——弗雷迪会活在一个比他更好的世界里。这个世界有面包，有香肠，有学校，有医院，有退休金。这个世界有制度，有规矩，有监督。
这个世界可能还有问题，但至少不会有大萧条，不会有大屠杀，不会有世界大战。这就是他给他儿子留下来的东西。
韦格纳把手插回口袋里，继续往前走。天完全暗下来了，路灯亮着，照在他前面的路上。
路很长，但他不着急。他走得不快，但每一步都踩得很实。他知道前面还有事要做——对日政策的落实，对美攻势的准备，青年干部的培养，退休制度的推进，奥运会的收尾，还有那一大堆等着他批的文件。
但他不着急。他知道自己能做完这些事。他也知道做完之后有人接着做。
这就是制度的好处。人走了，事还在。事还在，路就还在。路还在，就一直往前走。
柏林，一九四零年七月二十日。
中央火车站。
埃里克·林德伯格从火车上下来的时候，手里攥着一本斯德哥尔摩出版的旅行手册，封面上印着勃兰登堡门的照片。
他是瑞典《每日新闻报》的记者，三十四岁，瘦高个，金发，戴一副圆框眼镜，会说德语，但带很重的口音。
他这次来柏林是奉命报道奥运会——瑞典派出了一支四十多人的代表团，他是随队记者。他出了站台，站在火车站大厅里，四处张望了一下。
大厅很高，穹顶是玻璃的，阳光从外面透进来，照在大理石地面上，亮堂堂的。大厅中央挂着一面大钟，钟下面是一排售票窗口，窗口前面排着队，队不长，秩序很好。
他拎着皮箱往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一个穿灰色制服的年轻人迎上来，用德语问了一句：
“请问是来参加奥运会的吗？”
林德伯格点了点头。
年轻人说：“欢迎来到柏林。请跟我来，奥运专用通道在左边。”
他领着林德伯格穿过大厅，走到侧面的一个通道口。通道口挂着牌子——“奥运会人员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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