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柏林，一九四零年二月。州工业委员会大楼。
里希姆·鲍尔今年二十八岁，是州工业委员会计划处新上任的副处长。
他的办公室在四楼东头，不大，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个铁皮文件柜，窗台上搁着一盆绿萝。
绿萝是前任留下来的，前任被隔离审查之后，绿萝没人管，叶子蔫了大半。
里希姆上任第一天给它浇了水，剪掉了枯叶，搬到了阳光好一点的位置。
一个星期之后，绿萝冒出了新芽。
里希姆是土生土长的柏林人。一九一二年生，革命那年他六岁。他不记得革命那天的细节，但他记得革命之后那几年的事。
他记得街道上突然多了很多穿工装的人，扛着红旗，唱着歌。他记得他家门口那条土路被修成了碎石路，后来又铺了柏油。
记得他父亲——一个在西门子工厂干了二十年的老钳工——有一天回家的时候手里攥着一张纸，说是厂里发给工人的股权证。
他父亲把那张纸看了又看，最后压在枕头底下，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摸一摸。
他记得他母亲去街道上的教育班上课，回来之后精气神大有改进。
里希姆这个人是共和国教育体系的第一批受益者。
一九一九年，韦格纳推动教育改革，六年小学全部免费，课本和文具由学校发。里希姆背着新书包去上学的那天，
他父亲送他到校门口，蹲下来跟他说了一句话——“你父亲我这辈子没进过学堂。你进去了，就好好念。”
里希姆念了。小学六年，他成绩不错，考上了三年制初中。
初中毕业那年，他本来想跟父亲一样进工厂当学徒，但学校里的老师找他谈了一次话，说“你成绩好，应该接着念高中”。
里希姆回家跟他父亲商量。他父亲抽了一根烟，说——“老师让你念，你就念。家里和国家政府都会帮着你的。”
高中三年，里希姆赶上了韦格纳推行的青年实践教育。
每个学期，学校都要组织学生去工厂、农场、街道参加义务劳动。
里希姆去过以前的西门子工厂的车间擦机床，去过郊区农场收土豆，去过街道办帮孤寡老人修房子。
他记得有一次在农场干活，带队的是个老农民，姓舒尔茨，满手老茧，说话带口音。
舒尔茨教他们怎么翻地、怎么撒种、怎么判断土豆熟了没有。休息的时候，舒尔茨坐在田埂上跟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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