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来的最低点，他觉得农民迟早要种地，粮食迟早要涨价。
第三批买的是几家大银行的股票——花旗、大通、摩根——这些银行在恐慌中被挤兑，股价跌得面目全非，但丘吉尔觉得它们不会倒。
银行是资本主义的骨架，骨架断了，什么都完了。
骨架不会断。
丘吉尔买完之后，市场继续跌了三天。
他那八万美元的账面亏损一度达到百分之十五。
他的助手有点慌，问他“要不要止损”。
丘吉尔摇了摇头，说：“止损是给胆小鬼准备的。我已经算过了。
这个价格，只要等半年，翻倍是最少的。”
助手没有再问。
丘吉尔每天照常举办宴会，照常发表演讲，照常跟那些还能来的客人握手微笑。
但他每天晚上回到套房之后，第一件事是给纽约的经纪人打电话，问当天的收盘价。
经纪人报的数字有时候涨，有时候跌，丘吉尔听完之后只做一件事——记在本子上，然后把本子合上，睡觉。
事情的变化比丘吉尔预料的还快。
三月中旬，市场开始回暖了。
回暖的原因很复杂——有一部分是市场本身的技术性反弹，跌得太狠了总要弹一下；
有一部分是因为华盛顿的政商界发现，美共和联军确实没有动静，俄亥俄河前线的枪声已经停了好几个月，密西西比河以西的联军也在原地休整。
这种“事实上的停火”让恐慌情绪缓解了一些。
到了三月底，道琼斯指数从谷底回升了将近百分之二十。
丘吉尔买的那几支股票——美国钢铁从十八涨到了二十六，通用汽车从二十二涨到了三十一，花旗银行从九块涨到了十四。他的八万美元变成了十二万多。
他在本子上算了一遍，然后把本子合上，靠在沙发上，笑了。
那是他搬进五月花酒店以来第一次真正笑出来。他对助手说了一句话：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四月初，市场继续回暖。芝加哥的小麦期货涨了百分之二十五，玉米涨了百分之十八。
丘吉尔在期货上的仓位也赚了钱。他把赚来的钱又投进去，买了更多。这一次他买了铁路股、石油股、和几家制药公司的股票。
他的证券账户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翻了一倍多。
他把那八万美元变成了将近二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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