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位已经坐了大半，都是二排的人，一个个裹着灰绿色的防寒大衣，领子竖起来，帽子压到眉毛。
机舱里弥漫着一股浓重的机油味和橡胶味。
赫尔曼在弗朗克旁边坐下，把伞包搁在膝盖上，枪靠在舱壁。
他的位置紧挨着一扇圆形的小窗，窗玻璃上凝了一层薄霜，他用指甲刮了一下，露出外面灰蓝色的天。
发动机启动了。
整个机身开始震动，频率很低，从脚底板传上来，震得人牙根有些发麻。
头顶的金属架子上挂着一盏应急灯，灯泡是暗黄色的，摇摇晃晃地亮了。
弗朗克靠在座位上，两只手搭在膝盖上，盯着对面舱壁上的一个铆钉看。
过了一会儿，他说：
“排长，我问你个事。”
“说。”
“我们这一万人跳下去，能活着回来多少？”
赫尔曼没立刻回答。
他从口袋里摸出一颗糖——那是出发前他随手拿的水果硬糖——剥了纸塞进嘴里，又把另一颗递给弗朗克。
弗朗克接过去，剥了纸含在腮帮子里，等着赫尔曼说话。
“最坏的预计是三分之一吧。”
赫尔曼说，
“也可能更多，也可能更少。
看日军那边怎么打。但我觉得不会全死。”
弗朗克把糖从左边腮帮子换到右边：
“你怕死吗？”
“怕。”
赫尔曼把糖咬碎了，嘎嘣一声，
“但我更怕活着回来之后发现自己什么都没做成。
你想想，我们这一辈子，从生下来就在工人阶级家庭里，我父亲解放前在工厂干了三十年，手指头被冲床切掉两根，到死都觉得自己命该如此。
我从小到大，身边所有人都告诉我，工人就不是活该给资本家干活的，生下来就不是。
但日本那边的人还在当。
我去跳这一次，不是为了什么大道理——就为了那个跟我爹一样被剥削的日本工人，能有一天不用再被伤害了。”
弗朗克嚼着糖，没说话。
机舱里有人在低声哼歌，调子很轻，听不清是什么，但节奏像是一首老工人歌。
发动机的声音大起来了，机身开始沿着跑道缓缓滑动。
弗朗克忽然说：
“排长，我入伍的时候，体检刷了三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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