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连日晴朗。
傍晚的余热贴着窗玻璃往室内渗，施密特的办公室朝西，夕阳正好从半开的百叶窗缝隙间切进来，在桌面上留下一道一道平行的暖色光带。
他坐在桌边，手里翻着一份厚厚的季度汇总报告，他看得很慢。
报告上面所呈现出的速度倒不是问题，问题在于这些数字让他反复看了好几遍。
报告的前半部分是德国国内的科技研发投入数据——基础研究经费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许多，应用技术领域的几个重点项目获得了额外拨款，高等技术院校的扩招计划已经进入第二年，入学人数比去年多了将近百分之十五。
每一组数字单独看都不算惊人，但把这些数字放在一起，施密特从中读出了一条不怎么显眼的、但持续向上的斜线。
他翻到报告的后半部分。
对亚非地区的援助投入——教育支援、工业技术转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这些栏目的数字也在涨。
同样不是暴涨，是那种逐年递增的、被仔细安排过的稳步抬升。
两条线在报告的不同章节里各自延伸着。
施密特合上报告，把钢笔搁回笔架上，靠在椅背上。
他认识韦格纳很多年了。
从一九一八年到现在，将近二十年。
他见过韦格纳在不同阶段做决策的方式——早期是激越的，带着刚刚掌握方向的人特有的那种急于把所有事情都推上轨道的冲动。
后来慢慢稳下来了，有了节奏，知道有些事情急不得，要让时间把该发酵的东西发酵出来。
但最近这一两年，施密特觉得韦格纳身上那种"急"又重新出现了。
不是一九一八年的那种急，是一层被理性和沉稳包裹得更严实了的急，表面上说的话依然有条不紊，手势依然不疾不徐，但他对某些议题投入的精力和关注度在明显倾斜。
科技研发。
亚非援助。
这两件事是韦格纳最近半年在内部会议上反复提及最多的议题。
工业产能的问题他只是例行过问，欧洲内部的协作框架他只做宏观批示，但只要议题落到"高精尖技术突破"或者"第三世界的工业化进程"，韦格纳的参与程度就会明显加深，他会追问细节，会压缩审批周期，会把原本排在后面的预算项向前挪动。
施密特没有把这些判断归结为"错了"。
科技是重要的，援助也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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