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
比如说，部分基层干部在推行某项具体政策时，急于求成的比例偏高，没有充分考虑到当地的实际条件，导致一些项目仓促上马、落地困难。
不过中央层面已经注意到了这些情况，正在逐步完善反馈机制和纠偏程序。
总的来说，大的走向是健康的。"
韦格纳听完之后没有立刻回应。他安静了几秒钟，把那些关于"走样现象"的描述放在自己过去二十年的经验里过一遍，找出了对应的处理方案和需要注意的节奏。
然后他微微颔首。
"这些反馈很有价值。
经济和理论问题不能总在最高的层面上讨论，真正重要的信号往往在基层的传达和执行过程中产生偏差的环节处才能被捕捉到。
你们回去之后，如果发现有值得重点关注的偏差类型，可以通过共产国际常设联络组直接发到柏林这边。
不需要等大会的正式议程，日常的事务性沟通渠道一直是开放的。
只要能帮助同志们把步子走得更稳一些，所有的努力都值得。"
那位女同志把空茶杯放回矮几上，抬头看了看韦格纳，像是有什么话想说但还没有完全决定要不要说出来。
她犹豫了一下，然后开口了，
"韦格纳同志，我们党校的同学们经常聚在一起聊，说您在中央党校讲的那几堂课，很多人都反复听了录音整理稿。
尤其是前年讲的那堂关于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我们在国内做群众工作的时候经常被拿出来当参考资料。
您能不能再有空的时候来讲一次？
就一节就行。今年春季班的学员里面有好多人还没听过您讲课呢。"
韦格纳笑了起来。
"中央党校的课程安排是有一套固定流程的。
我这边的时间也不是那么自由，除了开会还要处理其他事务。
但如果有空档，我一定过去的。"
他顿了顿，然后接着说道：
"你们这次来，不止是为了开大会。"
韦格纳看着那位年长的同志，语气是问句的形态，但底层的基调更像是一种已经确认过的共识的延续。
年长的那位同志点了点头。
"国内有几项涉及对欧贸易的新政策需要跟欧洲方面做细节对接。
另外，我们考虑在几个重点方向上扩大跟德国技术人员的联合培养规模。
国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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