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运会第三日的傍晚，柏林的天空被一层薄薄的暮色染成了浅紫色。
施普雷河面上的光从正午的亮白变成了更温润的铜色调，像一面被擦得半旧的铜镜平铺在两岸之间，映着对岸那些红瓦屋顶的边缘，把每一条轮廓线都镀上了一层柔和的金边。
韦格纳从会场大楼出来后没有回办公室。
他让司机把车开到城北的方向，穿过几片正在晚高峰中缓慢流动的住宅区，最后停在了一条安静的、两侧种着老椴树的街道尽头。
那栋建筑从外面看并不显眼，三层高的淡黄色砖楼，窗框刷着白漆，门廊上方挂着一块不大的木牌，牌子上刻着"中央疗养院"几个字。
韦格纳在门廊里脱了外套搭在手臂上，值班的护士同志认出他后对韦格纳敬了个礼，没有通报，只是侧身让开了走廊的路。
韦格纳沿着走廊走到尽头倒数第二间病房门前，轻轻敲了两下，门内传来一声低哑的"请进"声。
他推门进去。
病房不大，大约十几平米，布置得简单干净。
靠窗放着一张可调节角度的铁架床，床单是浅蓝色的棉质，叠得平整。
窗台上搁着一只窄口的玻璃花瓶，花换过了，几枝浅黄色的腊梅插在里面，花瓣边缘在傍晚的光线里呈现出半透明的质地，像被日光浸透了之后慢慢凝结成的薄蜡片。床头柜上放着一只杯子和一本翻到一半的厚书，书页的切口处夹着一枚深红色的书签，露出窄窄的一条边。
床上半躺着的正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六十七岁的列宁比韦格纳记忆中那些历史照片上的人更瘦一些。
他年轻时那种圆润饱满的面颊轮廓已经被时间磨薄了，颧骨下面的凹陷比以前更深，脖颈处的皮肤松弛地贴着筋腱和骨骼的走向。
但列宁的眼睛没有变。
那双眼睛仍然带着安静而专注的亮光。
"呦，是卡尔同志啊。"
看着韦格纳进来，列宁的面上有喜色浮现，他的声音低缓，带着一种长期卧床的人特有的虚弱，但咬字仍然清晰。
列宁伸出手来，韦格纳则快步上前握住那只手，掌心干燥，温度偏凉。
"伊里奇同志，"
韦格纳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来，把外套搭在椅背上，
"今天感觉怎么样？"
列宁把手收回去搁在薄被面上，微微侧了一下头，用一个很小的角度调整了枕头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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