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泰晤士河畔。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日。
红旗在威斯敏斯特宫的塔楼上飘扬了一个多月了。
从利物浦到南安普顿，从加的夫到爱丁堡，英国红军在去年十一月底完成了对本土最后一支政府军残部的清剿。
鲍德温带着他的内阁成员和那些能逃走的贵族们，在皇家海军残存舰队的护卫下转进到了加拿大的哈利法克斯。
他们在那里建了一个“大英帝国流亡政府”，每天发着电报，宣称自己才是正统。
但胜利的喜悦没有持续太久。旧政权倒下之后，新政权如何站立，成了摆在英共中央面前最紧迫的问题。
一月二十日上午，伦敦，英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大楼。这栋楼从前是殖民部的办公楼的会议室里的气氛显得很沉闷。
波立特坐在长桌的一端看着手中的几份文件。
一份是苏格兰地区工人委员会的请求，要求“在统一的国家框架内获得最大的自治权”。
一份是威尔士地区工会联合会的声明，表态“支持中央一切决定”。还有一份是爱尔兰共和国工人委员会发来的。
波立特把这份文件拿起来，仔细地读了一遍。
开头的称呼是“英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内容的核心只有一句话：
“爱尔兰人民在一九一九年宣布的共和国，从未在法律上或事实上消亡。我们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和平的方式，实现这一民族夙愿。”
文件中的意思是明确的——我们不打算留下来。
坎贝尔坐在波立特的左手边，他见波立特放下了那份来自都柏林的文件，便开口说了一句：
“他们不是在商量，是在通知。”
波立特点了点头。他当然知道。爱尔兰人等了一百多年，从芬尼亚社的起义到复活节起义，从独立战争到内战，他们流了太多的血，不会因为伦敦换了红旗就放弃独立。
“同志们，”波立特的声音有些沙哑，“今天的议题只有一个——爱尔兰。”
会议室里坐了十几个人。
英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各主要部门的负责人、以及几位从都柏林、贝尔法斯特专程赶来的爱尔兰同志。
“我先摆一下目前的情况。
第一，爱尔兰工人委员会已经明确向我们表达了独立的意愿。
第二，苏格兰和威尔士也在看着我们怎么处理这件事——如果我们对爱尔兰的态度出了问题，苏格兰那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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