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的救济金从三十五先令降到了二十四先令。二十四先令——连基本的食物都买不起。”
鲍德温的眉头拧得更紧了。
“我在威尔士出生和长大，”斯坦利的声音很轻，
“我知道那里的情况。矿工们不是说政府什么都不做，他们是觉得政府只关心财政赤字，不关心人能不能活下去。救济金的削减不是因为国家真的拿不出这笔钱，是因为白厅觉得财政纪律比人民的肚子更重要。”
斯坦利没有说的是：
南威尔士的矿工，正是最早举起红旗的那群人之一。今天下午，卡迪夫的工人就已经占领了市政厅。
斯坦利又补充道：
“再说住房。我们确实建了不少保障房，总数超过一百万套。但这些房子大多建在伦敦周边的‘卫星城’里——整洁、有序、管理严格。
住在里面的人是有稳定工作的技术工人，是最听话的那部分人。
而那些最需要住房的人——失业的矿工、码头工人、造船工人——他们住在哪里？
还是在那些破旧的贫民窟里，还是在那些一百年前建的、没有自来水、没有厕所的联排排屋里。
不是政府不知道他们存在，是这几届政府觉得他们不值得花纳税人的钱去管。”
“穷人分两种，首相。一种是有希望变成中产阶级的，另一种是没有希望的。
政府把资源投给了第一种，觉得‘帮一把他们就能站起来’。
至于第二种——失业救济发着，饿不死就行了，别闹事就行了。
但问题在于，别闹事这个前提，到今天已经不存在了。”
鲍德温的嘴唇抿成了一条线。
他想反驳。
他想说“政府不是你们说的那个样子的”，“政府已经尽力了”。但他的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那些话在喉咙里打转，就是发不出声来。
因为斯坦利说的事情，他不是不知道——他只是从来没有把它们联系在一起想过。
救济金削减、住房分配不均、区域发展失衡、军费削减导致的军队士气崩溃——这些在过去十几年里一直被当作“不得已的代价”、“暂时的困难”、“为了更长远的利益必须付出的牺牲”。
但现在，这些“牺牲”一起找上门来了。
房间里安静了许久。
“目前还有多少城市在政府手里？”鲍德温忽然问了一句。
斯坦利愣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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