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七月四日，柏林，经济人民委员会大楼。
会议室里坐满了人。
长桌两侧是各工业部门负责人、国家计划委员会专家、主要企业代表、工会经济顾问，以及从各州赶来的同志们。
窗外的阳光很好，但百叶窗拉了下来，只有几缕光从叶片缝隙挤进来，在桌面上投下一道道细长的亮纹。
主持会议的是经济人民委员弗里茨·托勒，他是去年接替调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的鲁道夫·希法亭的老人，四十七岁，统计学博士出身，战前在德意志帝国统计局干过八年。
革命后留任，从一个不起眼的科员，一步一步干到部门负责人、副委员，最后接替希法亭成为经济领域的掌舵人。
托勒的讲话言简意赅，不绕弯子。
“同志们，今天我们只有一个议题：
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调整问题。
去年，我们的工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十二，今年上半年又增长了百分之七点五。
增速在放缓，不是坏事，是基数大了。
问题是——我们的产能开始溢出了。
钢材、水泥、化肥、普通机床、基础化工产品——这些基础工业品的价格，已经连续十八个月走低。
部分产品甚至跌破了计划指导价的下限。”
托勒翻开面前的文件夹。
“情况是这样。去年，我们的粗钢产量达到两千八百万吨，
国内需求约两千三百万吨，出口约三百万吨。
出口不是问题，问题在国内——五百万吨产能‘闲置’。
当然不是真的闲置，是开工率不足。
我们调研了全国四十七家主要钢铁企业，平均开工率只有百分之七十二。
水泥、化肥、普通机床的情况类似。
一方面是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提高，住房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农业机械化都在快速增长，需求年年上升。
另一方面，我们的产能增长得更快。”
托勒把文件夹合上。
“这不是危机。这是成长的烦恼，是社会主义经济在高速发展后必然会遇到的瓶颈——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原来那种‘有什么计划什么、产什么分配什么’的粗放模式，就不够用了。
我们需要更精细、更均衡、更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托勒说完，重型机械工业局的负责人接着发言。
“托勒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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