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格纳把最后一份文件合上，靠在椅背上，长长地呼了一口气。
他看了整整一下午的报告——经济委员会的农业汇总、国防部的军区合并方案、波兰转来的审讯记录、还有几份从伦敦通过秘密渠道送来的情报。
韦格纳感觉自己的眼睛有些酸了，脑子也有些木了。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的街道。
大街上的行人不多，有几个穿着工装的男人拎着工具包匆匆走过，一个女人推着婴儿车慢悠悠地散步，一个老人拄着拐杖在树下站着，不知道是在等人还是在发呆。
韦格纳看了一会儿，忽然说了一句：“诺依曼。”
诺依曼从外间的秘书室探进半个身子。
“主席同志？”
“我想出去走走。”
诺依曼的手旋即从门把手上松开了。他走进办公室，把门带上，站在韦格纳面前。
“主席，您这个月已经出去好多趟了。”
“好多趟吗？”韦格纳转过身来，“我怎么记得就出去了两趟啊。”
“四趟。”诺依曼竖起三根手指。
“一号去施普雷河边走了半小时，十号去东区市场转了一圈，二十号去夏洛滕堡看了一个建筑工地。
都是我一个人跟着，没有安全处的同志。”
韦格纳笑了。
“你不是跟着了吗？有你在，我怕什么？”
诺依曼却仍旧倔强的盯着韦格纳。
“主席，上次您派我去送文件，回来之后就看到办公桌上留了张条子，写着我出去看看，别担心。
我骑着自行车找了您两个小时，最后在克罗伊茨贝格的一个街心花园里找到您了，您正蹲在路边跟一个老同志聊天。
施密特同志知道这件事之后，把我叫去谈了半个小时。”
“他批评你了？”
“那倒没有，施密特同志说，如果主席出了什么事，我负不起这个责任。
他说，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是整个党，整个国家的事。”
韦格纳走回桌前，坐下来，双手交叉放在桌上。
“诺依曼，你过来坐。”
诺依曼犹豫了一下，还是坐到了韦格纳对面的椅子上。
“我问你一个问题。”韦格纳的声音放低了。“你觉得，我坐在这个办公室里，能看到真实的人民生活吗？”
诺依曼张了张嘴，没有说出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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