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四年九月下旬，波兰南部，扎布诺村。
工作队进村的第七天。
亚当·科瓦尔奇克蹲在一颗树下，手里端着一碗热汤。
汤是维特克大叔的老伴送的，里面还有几片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咸肉。
他已经好几天没吃过一顿热乎饭了，端着碗的时候手有些抖。
亚当每天早上五点起来，一家一家地敲门，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走，天黑透了才能歇息。
“亚当同志，再来一碗吧？”维特克的老伴站在门口，手里端着锅。
“够了够了，您留着给维特克大叔喝吧。”
“他喝过了。今天胃口好，喝了两碗。”老太太把锅放在地上，在亚当旁边蹲下来，看着他喝汤，“亚当同志，我跟你说个事。”
“您说。”
“今天早上，隔壁的斯坦尼斯瓦夫来找我，说他想去听你们的课。问我能不能带他去。”
斯坦尼斯瓦夫就是那个在村口说“神父说了，这是天主的惩罚”的老头。
上次亚当来的时候，他站在人群最前面，后来亚当在村里做宣传，他每次也都在，每次都站在最远的地方，听完了就走，从不说话。
“他怎么说？”
“他说，他想通了。他说，他信了一辈子天主，天主没给他带来什么。马祖尔同志来了四年，水渠修了，合作社建了，日子好过了。他说，他以前是被骗了。现在他想跟着共产党走。”
亚当把碗里的汤喝完了，把碗还给老太太。
“大娘，明天晚上我们在村口放电影，放一部新片子。您让斯坦尼斯瓦夫大叔来。看完电影，我跟他聊聊。”
老太太点了点头，端着锅回去了。
亚当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看着村子里的景象。跟一个星期前完全不一样了。
村口的大橡树下，几个老头在晒太阳，有人抽着烟，有人在聊天。
看见亚当走过来，有人朝他点了点头，有人喊了一声“亚当同志”。
不是所有人都转变了。但大部分人，至少不再抱有敌对情绪了。
这是第七个村子。
亚当走过了七个村子，每个村的情况都不一样，但趋势是一样的——最开始阻力很大，工作队进不去，老百姓躲着走；
然后村里的党员和积极分子开始发挥作用，帮着做工作；
然后有人开始听，有人开始问，有人开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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