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密特想了想。
“他不是一个革命者。他是个改良主义者，相信议会民主，相信法律制度，相信通过投票和辩论能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
他不喜欢我们这一套——他不喜欢党，不喜欢专政，不喜欢那些他觉得太激进的东西。
但他也不完全排斥我们。他知道罗马尼亚需要改革，知道土地不分给农民、工人不提高待遇，国家迟早要出大问题。
所以他在中间摇摆——一方面想学德国的一些做法，一方面又怕被说是柏林的附庸。”
韦格纳点了点头。施密特的评价，跟他自己的判断差不多。
“我跟他的电报来往，比你多。”韦格纳说，
“每次他都客客气气的，称我韦格纳同志，说罗马尼亚人民感谢德国的帮助和支持。但一谈到实质性的问题——比如引入德国的顾问，比如按照德国的模式进行深化的土地改革和工业国有化——他就开始绕弯子，说什么‘国情不同’‘需要循序渐进’‘不能操之过急’。”
施密特没有说话。
“我不是要逼他。”韦格纳的语气有些沉，
“我一直认为，每个国家有自己的道路，不能照搬德国的模式。
波兰走的路就跟我们不完全一样，科瓦尔斯基同志在波兰搞的我没有反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诺瓦克同志走的道路，我也支持。只要大方向是对的，具体的路径可以不同。”
“但是马尼乌的问题不在于路径不同。”施密特接过话头，“他的问题在于，他根本没想清楚自己要往哪个方向走。”
“对。”韦格纳说，
“他想改革，但他不想触动根基。他想学德国的经验，但他不敢得罪国内的旧势力。他想让罗马尼亚强大起来，但他不愿意引入真正能改变这个国家的力量。”
韦格纳从抽屉里拿出一沓文件，翻了翻，抽出一张纸。那是马尼乌三个月前发给他的电报，措辞很客气，说罗马尼亚正在推进土地改革，已经分配了多少万公顷的土地给农民，请韦格纳同志放心，罗马尼亚一定会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韦格纳当时看完这封电报，没有回。
不是因为没话说，是因为不知道该说什么。
马尼乌说的那些数字，韦格纳派人核实过。土地改革确实在推进，但分配下去的土地，大部分是边角废料，好地还在大地主手里。
农民拿到了地，但没有种子、没有农具、没有技术指导，种不出东西来。工厂国有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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