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协主席亲自找他谈话，说这是韦格纳主席的倡议，知识分子要“接地气”，要“和工农兵结合”。
韦斯特曼微笑着点头，说“好，我去”。心里想的是：去就去，一个月而已。忍忍就过去了。
火车坐了一天一夜。
韦斯特曼在车上写了一篇日记：
“离开柏林，就像离开一个活人的身体。窗外的田野是一张没有表情的脸。”
韦斯特曼站在村口，等着那个据说会来接他的村书记。
一辆拖拉机突突突地开过来。车上跳下来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裤腿卷到膝盖以上，脚上沾着泥巴。
他脸上带着笑，伸出那双粗糙的手。
“韦斯特曼同志？欢迎欢迎！我是村书记，叫库尔特。一路上辛苦了吧？”
韦斯特曼握住那只粗糙，有力的大手。
他笑了笑。“不辛苦。库尔特同志，给您添麻烦了。”
库尔特一把拎起他的皮箱。“不麻烦不麻烦。走，先去看看住的地方。”
他们沿着村道往里走。路是柏油路，两边种着白杨树。房子大多是新建的，红瓦白墙，整整齐齐。有些院子里停着摩托车，还有一家门口停着一辆浅蓝色的小汽车。
韦斯特曼心里暗暗惊讶。他以为农村还是那种破破烂烂的样子，土坯房，泥巴路，人跟牲口挤在一起。
显然，他错了。
库尔特边走边介绍。
“咱们村二百三十户，一千一百口人。地不多，但地好，种麦子、土豆、甜菜。
去年粮食总产一百二十万斤，上交国家四十万斤，剩下的自己吃，还有富裕。”
韦斯特曼点点头，没说话。
库尔特又说：“今年收成更好。麦子刚收完，亩产八百斤。比去年多五十斤。”
韦斯特曼还是点点头。他心里想：这些数字跟我有什么关系？
库尔特带他走到一栋二层小楼前。
“这是合作社的招待所，刚盖的。您住二楼，朝南那间。”
房间不大，但干净。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床头柜上放着一盏台灯。
韦斯特曼把皮箱放在地上，走到窗前。田野一片金黄，麦茬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一群鸟从田里飞起来，消失在蓝天的尽头。
库尔特站在门口。“您先歇歇。晚上食堂给您接风。明天开始劳动，行吗？”
韦斯特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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