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八日，晚七时。
柏林，人民委员会大楼。
韦格纳站在窗前，手里捏着隆美尔刚发来的电报。
“增援部队已到，部署完毕。三日后向南推进，里加围而不打。波罗的海战役，预计一周内结束。”
韦格纳读完电报，嘴角浮起一丝笑意，他把电报放在桌上，走回办公桌前坐下。
桌上摊着另一份文件。
那是他几天前写到一半的稿子，标题是：
《关于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思想作风教育整顿的初步设想》
旁边还放着几本厚厚的笔记——那是施密特这几天送来的各地调研报告，关于干部作风、群众反映、官僚主义苗头的第一手材料。
韦格纳拿起笔，想继续写下去。
但笔尖悬在纸上，久久没有落下。
不是写不出来。是他脑子里的事太多了。
韦格纳放下笔，揉了揉眉心，他站起身，走到墙上那幅巨大的世界地图前。
欧洲的轮廓在灯光下格外清晰。
德国、法国、意大利、波兰、苏联、波罗的海三国……红色的区域正在一步步地扩大，逐渐向世界上延伸。
韦格纳的目光没有停在欧洲。
“任重道远啊。”他喃喃说。
韦格纳看了半晌后坐回位置上拿起笔，在稿纸的第一行下面，写下了一行新的字：
“第一阶段：教育。让每一个党员重新思考：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
他停了一下。
这个问题的答案，十一年前，似乎每个共产党员都很清楚。
但十一年后，有些人心中的答案开始变得有些模糊了。
不是他们变坏了。是环境变了。
革命时期，天天在街上走，天天和群众在一起，天天有敌人盯着你，天天有危险悬在头上。
那种环境，逼着你清醒，逼着你朴素，逼着你不敢忘记自己是来干什么的。
现在呢？办公室，文件，会议。
离群众越来越远，离危险越来越远，离初心也越来越远。
所以需要教育。
不是上大课，不是念文件，不是写心得体会。
是真正地停下来，想一想，问一问自己。
“当官到底是为了什么？”
韦格纳继续写：
“第二阶段，对全体党员进行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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