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幕降临时，韦格纳回到人民委员会大楼。
办公室里没有开灯。韦格纳走进去，没有立刻按下开关，而是在窗前站了一会儿。
从这扇窗户望出去，可以看见半个城区的灯火。展览中心的方向有一片格外明亮的光晕，那是夜间照明的效果——大会要持续七天，每晚都有专场活动和交流。
韦格纳看了很久。
然后打开灯，走到办公桌前，坐下。
桌上放着他离开前写到一半的文件。标题是：
《关于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思想作风教育整顿的初步设想（草案）》
稿纸上的字迹有些潦草，那是他一边想一边写的痕迹。
有些句子划掉了重写，有些段落旁边打了问号，有些空白处用红笔写着“此处需与党内同志商议”之类的批注。
韦格纳拿起笔，想继续写下去。
但笔尖悬在纸面上，久久没有落下。
不是写不出来。
那些想法，他已经想了很久。
官僚化。
特权思想。
革命者变成新官僚的危险。
穿新制服、说新套话、心里却装着旧时代的幽灵。
那些没有走出过办公室、没有和工人同桌吃过饭、没有记住任何一位来访者名字的干部。
那些业务精通、作风谨慎、从不犯原则错误——却也从不把心交给人民的“业务骨干”。
韦格纳放下笔，揉了揉眉心。
窗户玻璃上映出他自己的脸。三十九岁了，鬓角已经可以看见零星的白发。
十一年前在304高地发动十一月革命时，他才二十八岁，那时候觉得时间很多，路很长，什么都来得及。
十一年后，他坐在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办公室里，面对的是七千二百万人的国家、三十七个国家的兄弟党、以及来自波罗的海、英国、美国、全世界各地的期待与压力。
韦格纳正想着该如何继续规划的时候，门外忽然响起脚步声。
韦格纳抬起头，看见门被推开，一个穿军绿色制服的值班参谋站在门口，胸口微微起伏。
“主席同志，”他的声音有些紧，
“波罗的海三国联合党支部发来加密急电。”
韦格纳伸出手，值班参谋快步上前，把电报递上，然后退后两步，站在门口等待指示。
电文不长，他几秒钟就扫完了。
立陶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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