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处长不是个例。
1923年德奥合并后，我们对原奥地利地区旧行政体系采取的是‘留用审查、分批改造’方针。
大批旧职员经过短期政治培训后重新上岗，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尤其是中高级技术官僚——至今仍在重要岗位。
冯·艾兴多夫在机械工业部主管技改物资审批，四年时间批出六十万马克盗卖额度。
这不是他一个人能做到的。”
他从膝头的文件夹里抽出一份早已准备好的材料，轻轻放在电报旁边。
“国家监察与总政治部过去两年在原奥地利地区共查处处级以上职务犯罪案件四十七起，其中三十一起涉及旧留用人员或其亲属。
罪名包括贪污、受贿、盗卖国有物资、包庇反革命、泄露国家机密。
在这些案件中，有十九起存在明确的体制内外勾结特征——即旧势力提供资金和人脉，被腐蚀的干部提供审批权限和政策缝隙。”
“你对冯·艾兴多夫处长这个级别的涉案人员，有什么处理意见？”
韦格纳想了想问到。
“依法处理即可。”施密特的回答简短，
“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反贪污贿赂法、危害国家安全罪专章，都有明确量刑标准。物资盗卖案值超过五十万马克，勾结境外势力，包庇家属参与反革命武装袭击——三条并罚，足够判处二十五年以上监禁。”
“二十五年。”韦格纳重复。
“如果迈尔同志没有抢救过来，”施密特平静地补充，
“可以适用死刑条款。”
韦格纳没有接这个话。他沉默了几秒。
“我是问你个人的看法，不是法律条文。”
施密特也沉默了。
“我个人认为，”
半晌，他终于说，
“此案必须从重、从快、从严。
这类体制内缝隙如果不彻底封堵，它会像蛀虫一样从内部掏空整座大厦。
冯·艾兴多夫处长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但只要让他付出足够沉重的代价，让所有仍在观望、仍在犹豫、仍在心存侥幸的人看清楚：
触碰红线的成本，远远高于他们可能获得的任何收益——这个缺口，就能被堵上。”
他顿了顿。
“至于那些‘缝隙’本身——审批流程的漏洞、监督机制的空转、干部考察的表面化——这是更长期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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