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1929年6月20日。
热浪炙烤着灰黄色的土地，连橄榄树叶都蔫蔫地垂着。
勒鲁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在滚烫的碎石路上。
他的工作服后背浸透了，勒鲁原本是本地机械加工厂一名经验丰富的铣工，技术在全厂数一数二，沉默寡言，唯一的爱好就是在周日修理自家那个总也修不好的小花园棚屋。
然而，他已经三个月没有拿到全额工资了。
厂方总是用“客户拖欠”、“资金周转”、“下个月一起补”等借口搪塞。
勒鲁的积蓄早已见底，妻子玛丽咳嗽需要买药，小儿子学校的书本费拖欠着，房东上周已经下了最后通牒。
这个老实巴交的工人，在过去几周里，第四次试图求见工厂经理，甚至想找据说在本地颇有势力的工厂主亨利·杜邦先生申诉，但每次都被秘书或工头冷冰冰地挡在门外。
杜邦先生？他很忙，永远不在厂里，或者去巴黎处理重要业务了。
今天上午，勒鲁操作机床时，因为营养不良和心神不宁，差点酿成事故。
工头当着所有人的面，用夹杂着俚语的脏话将他臭骂一顿，并威胁要扣掉他本就不指望能全发的“本月部分工资”。
绝望和一种被逼到墙角的愤怒灼烧着勒鲁。
中午下工的汽笛响过，工人们鱼贯而出，奔向食堂或阴凉处自带的简陋饭盒。
勒鲁没有动。他做了一个决定：旷工。他要去城里找那个在布告栏上贴过广告的律师问问，像他这种情况，到底有什么办法能要回自己的血汗钱。
也许律师费很贵，但他得试试，哪怕只是知道一条路。
勒鲁需要回家一趟，取走藏在破圣像后面铁罐里的最后一点应急钱。
勒鲁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工厂，穿过被烈日烤得发烫的街道，走向位于城市边缘工人聚居区的家。
推开自家那扇木门时，传入耳中的声音让勒鲁瞬间僵在原地——那是女人的啜泣与挣扎声，混杂着一个男人粗重而熟悉的、带着本地士绅口音的调笑声。
血，猛地冲上了头顶。
勒鲁像一头被激怒的公牛，冲进卧室。眼前的情景几乎让他睚眦欲裂：
他的妻子玛丽，衣衫不整，头发散乱，脸上带着泪痕和惊恐，正被一个穿着考究亚麻西装、头发抹得油亮的男人压在简陋的床铺上。
那个男人，正是他求见多次不得的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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