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6月下旬，北大西洋，法兰西岛号邮轮
“法兰西岛”号优雅的白色船体划破大西洋海面，烟囱吐出的浓烟在身后拉出一条长长的轨迹。
头等舱的舞厅里依旧飘出爵士乐，但对于甲板下层和三等舱的许多乘客而言，这趟航程并非度假，而是一次充满焦虑与不确定性的迁徙。
经济危机的寒流比墨西哥湾流更彻底地冻结了许多美国人的生计，也驱使着他们将目光投向传闻中风景独好的彼岸——欧洲，更确切地说，是那个正在以惊人速度重建、并宣称“没有失业”的红色德国。
斯诺倚在三等舱吸烟室的栏杆旁，海风吹乱了他的头发。
他比原计划提前了近三个月动身，自费支付了这趟航程的费用。
编辑鲍威尔在批准他“提前打前站”时那句“报社薪水可只从九月算起”的提醒言犹在耳，但斯诺觉得，要真正理解十月的科技大会，他必须看看“平常”的德国，看看那些被危机驱赶而来的同胞们眼中的德国。
吸烟室里和附近的甲板上，聚集着不少面容疲惫、衣着朴素但收拾得尽量体面的美国人。
他们交谈的只言片语伴随着海风飘进斯诺的耳朵：
“…埃森的钢铁厂还在招工…”、
“…柏林那边的公寓，说是按家庭人口分配…”、
“…必须先去巴黎办过境，德国领事馆说这样最快…”
斯诺掏出笔记本和铅笔，走近一群正在分享一包廉价香烟的男人。
他表明了记者身份，表示想了解他们去欧洲的原因。
起初人们还是有些警惕的，但或许因为同是美国人，又或许因为积郁需要倾诉，他们逐渐打开了话匣子。
第一个开口的是托马斯·米勒，四十岁左右，原印第安纳州芒西市一家汽车配件厂的工头。
“为什么去德国？”
米勒苦笑一声，狠狠吸了口烟，
“因为在芒西没活路了。厂子关了，老板说订单没了，信贷断了。我技术还在，但整个中西部，像我这样的机械师、装配工，成千上万地闲着。
领了几个月救济，眼看就没了。
然后我看到这个——”
他从内衣口袋掏出一张德英双语的招工传单，来自“德意志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劳动部国际工人交流办公室”，上面罗列着埃森、多特蒙德、马格德堡等地工厂急需的工种：
熟练钳工、电工、焊工、火车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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