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的柏林，春风已带了些许暖意，韦格纳的办公室里，文件堆叠有序，阳光透过高大的窗户，在地板上投出明亮的光斑。
他的诺依曼，正有些心不在焉地整理着下午会议所需的材料，第三次将同一份关于捷克工业协作进度的文件放错了文件夹。
“诺依曼同志，”韦格纳的声音从办公桌后传来，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他头也没抬，仍在批阅一份报告，
“你今天上午已经看了七次窗外，整理了三次文件顺序，还对着那份匈牙利农业报告发了五分钟呆——我假设不是因为你对甜椒产量突然产生了哲学兴趣。
是春天让我们的诺依曼同志心思活泛了，还是遇到了什么比协调五个国家的钢铁配额更棘手的问题？”
诺依曼吓了一跳，脸迅速涨红。
“主席……我，很抱歉，我走神了。”
诺依曼站直身体，有些局促搓着双手。
韦格纳放下笔，身体向后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叠放在腹前，
“说说吧，诺依曼同志。我这里不只是处理国家大事的办公室，偶尔也得处理一下同志们的个人大事。是不是上次义务劳动扭伤的脚踝还疼？
还是食堂的伙食终于让你忍无可忍了？”
诺依曼知道瞒不过去，他深吸一口气，下定了决心：
“主席……不是工作，也不是身体。是……是有关一位女同志。”
“哦？”韦格纳的眉毛微微扬起，兴趣更浓了，他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坐下说。女同志？这很好嘛！我们革命者又不是苦行僧，马克思同志还有燕妮呢。
说来听听，是哪里的女同志，把我们做事一板一眼的诺依曼同志搞得神魂颠倒，文件都理不清了？”
诺依曼坐下，双手有些无处安放：
“是……是在机械厂参加义务劳动和给工人们讲解新《劳动保障条例》时认识的。
她叫莉娜，是装配车间的质检员。”
诺依曼的语速渐渐快了起来，
“她……她很不一样。听讲座时问题提得很尖锐，不是泛泛而谈，都是她们车间实际遇到的安全罩设计不合理、女工特殊劳保用品不足这些具体问题。
我帮她反映了，后来去回访落实情况，我们又聊了很久。她没上过大学，但自己读完了夜校的技术课程和好多政治读物，说起流水线优化和小组民主管理，很有自己的想法。
她说话直接，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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