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最简单的收支公告。
帮村里二流子——其实是个父母死在战争中没人管的半大孩子——在新建的砖窑找了个活，让老党员带着他。
我们甚至从德国同志协调来的援助物资里，挤出一些真正的玻璃，给村里的学校换了破烂的窗户纸。”
亚当的语速慢了下来：
“社会改造的过程慢得像蜗牛。没有轰轰烈烈，只有鸡毛蒜皮。
但是，几个月下来，当我再站在村口，有人会主动跟我打招呼，不再带着畏惧或敌视的目光。
那个老农还悄悄塞给我两个还温乎的鸡蛋，说给我那没见过面的城里领导同志尝尝，谢谢他派来的兽医救了我家的牛犊。
就两个鸡蛋，科瓦尔斯基，”亚当的声音有些哽咽，“比我过去在华沙得到的任何掌声或批评，都重一千倍。”
“所以，你变了。”
科瓦尔斯基温和地说。
“不是我变了，扬。”
亚当抬起头，眼神清澈而坚定，
“是我开始懂了。我过去信仰的社会主义，是一个完美的、抽象的雕像，我想用锤子尽快砸掉一切旧的，好把它光鲜地立起来。
但我忘了，生活在旧房子里的人，需要时间学会在新房子里生活。”
“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柏林来的同志们要弄那些复杂的表格和流程。
那不是官僚主义，那是试图建立一种不依赖个人激情和暴力、可以稳定运行的新规则。
为什么领导层要强调过渡时期、区别对待。
不是为了妥协，而是为了减少不必要的痛苦和抵抗，保存更多的生产力和社会元气。
社会主义的优势，不在于它能以多快的速度宣布没收，而在于它能否真正组织起更有效率、更公平的生产和生活，并且让大多数人，包括那些一时跟不上的人，最终心服口服地认同这种优势。”
亚当顿了顿，自嘲地笑了笑：
“当然，卢布林也有苏联顾问，主张更快的集体化。
我和他们争辩过，用我亲眼看到的三只母鸡和家族世仇去争辩。他们说我被小生产者的自发势力腐蚀了。
也许是吧。
但我现在觉得，韦格纳同志在讲话里提到警惕左倾幼稚病，指的可能就是我这种人。
真正的革命性，不在于口号多响亮，行动多彻底，而在于能否深入最复杂麻烦的现实，一点一点地创造出新的、更好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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