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12月22日，柏林达勒姆区，德国第一物理研究所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穿着他标志性的毛衣，手指间夹着一支未点燃的烟斗，正俯身审视着一份复杂的数学推导。
爱因斯坦的对面坐着两个年轻人：二十二岁的沃纳·海森堡和三十五岁的埃尔温·薛定谔。
两人面前摊开的，是关于量子力学矩阵表述与波动力学表述初步构想的草稿。
“沃纳，你的矩阵很精巧，但缺少直观的展示。”
薛定谔说，
“我的波动方程虽然还在完善，但它至少给出了一个我们可以想象的画面。”
“图像？”
“埃尔温，我们讨论的是原子尺度。我们需要的是一套自洽的数学工具，能计算，能预测。
实用，才是关键。”
“实用”这个词，在最近一年里，成了柏林物理学界常听到的词汇。
研究所的门被马克斯·普朗克轻轻推开。
他如今是德意志科学院物理数学部的名誉主席，也是研究所与国家科学委员会之间的重要联络人。
他身后跟着一位穿灰色西服、胸口别着国家科学与技术委员会徽章的年轻官员。
“先生们，早上好。”
普朗克的声音一如既往地温和，
“打扰了。这位是施罗德同志，国家科学与技术委员会基础物理项目协调员。”
施罗德微微颔首：
“爱因斯坦教授，诸位同志。很抱歉打扰你们的研究进程。
我来更新几个重点项目的资源分配情况，并听取简短进展汇报。”
自从红色德国成立，尤其是国家科学与技术委员会改组后，韦格纳政府对科研的支持力度空前，导向也异常明确。
研究所的经费、设备、甚至研究生的名额，都与“国家建设重点领域”挂钩。
爱因斯坦示意施罗德坐下，自己则靠在椅背上，
“那么，委员会对我们又有什么新的要求呢？”
施罗德打开公文包，取出一份清单：
“第一，固体物理小组关于半导体材料电导特性的研究，委员会非常满意。
你们提出的‘能带理论’雏形，与国营电子管厂正在攻关的检波器性能提升直接相关。明年对此项目的预算会增加百分之三十，但委员会要求提交一份关于‘信号放大新器件’的可行性评估。”
“第二，核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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